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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索我国基础外语教育发展之路,本文首先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以保证今后科学持续地发展;针对我国不平衡的国情,文章主张采取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不同层次区别对待、讲求实效;并建议外语界学者潜心研究、继承创新、渐进完善、积累经验、走向世界。

 

To find an appropriate road for the future scientific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the article first briefly recalls the history (1862-2010) of the school FLE, summing up experience and drawing lessons. Then it proposes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cases and deal with each case in a special way in order to gain good results, bearing the country’s unbalanced situations in mind while looking to the future. In the last part, the writer calls on the FLE scholars to research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carry out the fine tradition and make innovation, accumulate experience gradually and spread it to the world.

 

关键词:历史;现实;未来;研究;继承;创新;发展

 

2006年,张正东先生曾撰文,话说中国英语教育之路,借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曲中的一句歌词提出了“敢问路在何方?”张先生做了精辟的分析并且做出了回答,提出构建中国英语教育脚下之路的必由之道:“以我为主,推陈出新和渐进完善”,即立足中国教育的国情、教情、学情,洗练中国人自己积累的经验,借鉴外国的有益成果,用大规模试验在全国各地检验自己的假说。

 

如今,张老已驾鹤仙去,然而他的问题仍萦绕于我的脑海之中。我作为外语教育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愿追随前辈继续寻求张问之答案。

 

我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观点,回顾过去、分析现状和展望未来,对一些有关中国外语教育发展中的热点问题提出不成熟的看法,抛砖引玉,引起同行们的兴趣,以便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

 

    一、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科学发展

 

我国外语教学进入学堂——同文馆是在1862年,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张正东曾于十多年前撰文把中国外语教育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862192119221949,19491977,19781998。我同意这样的时间划分,当然第四阶段应改为19782010。现简要地说明这四个阶段的外语教学特点。

 

1862年以前,清政府施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仅有少数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给中国开个门缝。中国人对国外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变化一无所知,直到两次鸦片战争(18561860)帝国主义列强侵入,清王朝腐朽的制度与落后的经济、科技和军事,使中国惨败,丧权辱国的战争结果震醒了中国这头睡狮,使她睁开眼看世界了。于是,中国人开始迈出了向西方国家探寻真理的步伐。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形成的。洋务运动服务清王朝的统治,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安内”“御外”为目的,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那个时期培养出了杰出的人才,如容闳、严复、詹天佑、邓世昌、唐绍仪等。19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教学“西文”“西艺”。从此,中国有了中小学外语教育。

 

第一阶段(18621921)的外语课程基本以英语为主,兼设日、德、俄语等语种,比较稳定。学制是仿照日本的。教学内容侧重语法和翻译,重视语言知识,教学方法也以语法——翻译法为主。

 

第二阶段(19221949)的学制仿效美国。由于当时军阀割据、战乱不断,虽然政府先后制定了十多个课程纲要或课程标准,但贯彻不力,外语教育主要靠民间、地区或个人探索。对外语课程的目的由模糊到逐渐清楚,不再提培养翻译,而是较全面地提到了外语教学的实用、教养和教育目的(见1948年《修订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课程设置不稳定,曾有学分制和学时制的更替,选修和必修的尝试,文理分科的往复,课时变化,学校各行其是。教学内容趋向综合,不仅强调阅读,也要求听说。教学方法以欧美的直接教学法为主,使得外语的学习氛围大大改善。推动这一阶段外语教育发展的学者有:周越然、李赋宁、艾伟、张士一、文幼章、葛传槼、吕叔湘等。

 

第三阶段(19491977)受政治形势的影响,我国又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外语教育经历了动荡起伏的阶段(见图中两个马鞍形)。外语教育服务于政治斗争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忽视了教养的目的,对基础外语教育重视和研究不够。课程设置摇摆不定,初中外语一度被取消。语种设置在英、俄语之间转来转去,英、俄语教师来回转行,教学质量大大受损。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外语教育有了起色,196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受教育部委托制订了《全日制中学英、俄语教学大纲》和依据该大纲编写了质量较高的教材。也就在同时,在全国陆续建立了11所外国语学校,开始了“一条龙”的实验。然而,“文革”使我国外语教育严重受挫,外语教育再次落入低谷,只是到了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地位以后,外语教育才开始受到重视。1972年和1975年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国务院发布了毛主席“外语还是从小学学起好”的语录,我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小学开设外语课的热潮。但由于教学片面强调突出政治,忽视语言教学的规律,致使中小学外语教学质量低下。

 

 

第四阶段(19782010)正值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外语教育受到空前的重视,经历了跨越发展期。我把这32年大体划为三段:

 

19771984,教育部组织了人员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形式,负责各科(包括外语科)教材的编制,于1978年秋开始向全国供应,以稳定教学秩序,迅速提高教学质量。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于19781982年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外语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外语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区别要求,讲求实效,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提高质量,有计划地逐步发展”的方针,并发表了《关于加强中学外语教育的意见》。两次会议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学外语教育的改革。1983年,外语科高考成绩百分之百计入总分,从此以后外语学科在中学中的地位节节攀高。不过此时,外语教师奇缺,为了保证中学教学的需要,全国大多数小学停开了外语课。

 

19851999,为了使外语课程的研制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国家教委于19851986年组织了15省、市、自治区的中学英语教学调查。调查的结论是:中学生英语水平虽然逐年有所提高,但总体水平偏低,语言能力较差。这次调查为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学大纲的研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并增强了英语教学改革的力度,确定了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教学目的。随即全国一纲多本初见端倪。人民教育出版社与英国朗文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编制初、高中英语教材,引进交际教学思想,并与我国使用的结构主义教学方法相结合,形成了张正东教授称作的“华氏结构功能法”。20世纪90年代外语课程改革不仅推动了教材改革,而且促进了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师资培训、测试和评价、科学研究等一系列的改革,也促进了对外交流。1999年,西南师大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对31个省、市、自治区的高中英语教学调查,肯定了中学英语教学有了较大的提高,证明了这段时期的改革是成功的(详见《英语教学的现状与发展》一书)。

 

2000201021世纪初期的中小学外语课程标准从素质教育的高度和学生发展的角度,明确地提出了外语课程在构建人文素养方面的价值及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了外语课程既具有工具性又具有人文性。这一阶段大力提倡小学开设外语课,小学与中学统筹安排,课程标准制订了九级要求,高中设选修课,为学生个性学习提供了可能性。教学资源丰富,教材多样化;教与学的方式优化,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研究成风,教学模式多元化;教学手段更新,计算机辅助教学和网络教学逐步推广;评价与教学同步,形成性与终结性评价并重,促进学生的发展;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正在加强;教育科研也逐渐走进了教师的职业生涯。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家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外语教育必定受到重视,就会获得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明确外语课程的教养目的就能保证它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不是主观臆断),中央和地方、领导和群众上下结合,认真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外语教育。基础外语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遵循科学发展观就能持续发展,否则就必然左右摇摆、动荡不定,难以发展。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

 

二、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实事求是、区别对待、讲求实效

 

建国至今60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基础外语教育成绩斐然,经验丰厚,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我国自己的基础外语教育文化。但是,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历程经受了太多的挫折,正常发展期短,经验不足。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有两亿在校学生学习外语,全国除了上海市自订课程标准,各地都实施教育部制订的统一课程标准,但是我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如何提高外语教学的实效是个大问题。要求高了,条件差的地区和学校的学生负担就过重;要求低了,低水平的外语教育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又极不相称。上个世纪曾想拔高中学英语要求,1978年大纲要求学生掌握2800个词,结果教材出来遭到“深、难、重”的批评,于是一再降低大纲要求。90年代末仅要求高中生掌握不到2000词,中学师生不叫难了,可大学的老师认为中学的基础太弱,影响了大学生的发展。于是,新课程标准把初中(三年)毕业由原来要求学习1000词提高为(五级)学会使用15001600词。这个要求对于小学学过英语的学生来说并不算太高,对于零起始的初中生来说就难了。高中毕业(七级)要求一年多学会使用2500词,八级(高考要求)两年达到3300,九级(选修)三年达到4500词。普通高中4640多万(2009年)学生基本上都想参加高考,结果大家还是朝着同一个目标——八级——挺进。这显然难度加大了许多,两极分化现象提前出现,学生负担加重。

 

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求答案。早在1986年,教育部召开的全国中学外语教育改革座谈会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就提出过这样的方针: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区分层次,分类指导;讲求实效,保证质量”“分期分批地提高中学外语教学水平。于是,教学大纲初、高中分级要求,上不封顶,下要保底;不但有小学和初中起点,还设有高中起始的教材;课程标准设置多级要求和必修、选修课;上海市根据发达地区特点,单独编制课程和教材,充分发挥沿海发达地区的优势;创建外语学校,在全国各地起到外语教学的龙头作用。此外,具有外语特色的学校和民办培训学校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样,一方面保证大部分学生学有所获,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和条件好的学校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成为培养我国所需要的杰出外语人才的摇篮。

 

外语教学有自身的特点,连续性很强,从小学到大学周期又很长,加上学生的学习环境和背景差异,分化现象比其他科目严重,因此对外语教育区分层次、不同要求非常必要。英语教学起点至少有三个:小学一年级、小学三年级、初中一年级,应该有不同要求。可是,目前高中课程只有一个起点(以五级为起点),这与实际不符。高中课程虽然有三级要求,但在实施中,都朝着高考要求的八级走,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标准。今后高中的起点应该不同,至少要有三个入口,甚至还要设第四个入口,即高中起点。高中起点的学生用三年的时间可以达到七级或七级以上的要求,这对那些“输在起跑线上的但有后劲”的学生来说是有可能做到的。不同的入口应有不同的出口,这就要求课程标准的多级要求与大学入学标准对接,否则多级要求、多种选择形同虚设。高考外语不仅应有外语专业与非外语专业之别,还要在非外语专业中设置不同的要求。高等职业院校对外语的要求更具复杂性,有的专业不需要外语,有的则要求很高,也必须区别对待。

 

义务教育是大众教育,是全民教育。外语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应该使我们的国民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一些外语。但是,外语不一定是每个公民必要的谋生手段,不需要每个人都具有很高的水平,因此,不必要求所有的小学都开外语课,不顾条件(学校管理、师资条件和解决衔接问题)勉强开设,效果很差,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亿万人学外语是地地道道的大众教育,不能要求过高,达到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即可。“一条龙”(从小学到大学)主张无疑是提高外语教学水平的好办法,但这条龙可大可小,也可有几条龙并举,来个“群龙齐舞”岂不更好!这就是说,从小学一年级始到大学研究生是条巨龙;次之,从小学三年级始;再次之,从初中起;更次之,从高中起始到大学。龙虽小也是“龙”,是人才嘛。

 

大众教育要和精英教育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效益,发挥学生的潜能,发展个性,也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地培养出高级的外语人才。这就需要中央和各地区教育部门加强对外语(实验)学校、有外语特色的学校、民办学校、国际学校或国际班,及双语教学等各种办学模式与试验的领导。这样便可在提高全民族的外语素质的基础上,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的外语人才。

 

区分层次,分类指导,分期分批地提高中学外语教学水平。上海市的外语课改是个成功的例子。200111月,上海市教委制定了关于“上海市高中毕业生一门外语(英语)能力基本过关实施意见”,提出了上海“高中毕业生一门外语基本过关”。“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强化英语、试验双语、探索多语”的战略措施。从2001以来逐步实施了从小学一年级起始开设英语课,扩大学生英语阅读量,初中生阅读量至少为30万词,高中生阅读量累计60万词以上,外国语学校和外语特色学校的高中毕业生阅读量累计要达到80万词以上。高中毕业生累计掌握词汇量在5000个左右;初中毕业生至少掌握3000个;小学毕业生至少掌握1000个(朱浦,2008)。上海的课改经验表明,像上海这样有较强英语底蕴的发达地区可以先行、快行,迅速提高要求,实现双语和多语种教学。那么是否也可让其他发达地区效仿呢?

 

    三、潜心研究、继承创新、渐进完善、积累经验、走向世界

 

以上两段可以说明一个道理:要解决中国外语教育和教学的问题必须也只能靠国人自己,潜心研究、继承创新、改革发展、渐进完善、积累经验、走向世界。

 

说靠自己当然不能排斥向外国学习。“排外”心理自古以来有之,所以我们在向西方学习时,一方面要承受被批为“崇洋媚外”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克服盲目自卑,重外轻中的情绪。西方曾领先中国数百年,当我们闭关锁国时常夜郎自大,一旦开放发现自己落后又自卑,曾效仿过日本,崇拜过欧美和前苏联。尽管中国现以大国崛起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而与西方发达国家一起仍显得民族自信心不足。反映在外语研究领域中,尤为突出。中国是个外语大国,许多课题研究规模都很大,但成果很少为国际同行们所了解,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很小。我国的学者近30多年翻译“引进”国外研究成果多,而“传出”我国的研究成果少得可怜。这一方面是因为受翻译水平限制,特别是汉语译成外语的能力弱;另一方面是不重视,领导不重视主动与外国交流,出版界不支持出书,学者们更是无能为力。外国对中国不了解,难免存在学术上的偏见甚至歧视,中国学者要想在国际上发表文章很难。这种局面应引起重视,加以扭转。

 

说继承创新,不能仅向外国取经,也应向老祖宗求教,古为今用。其实,国外学者研究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大有人在,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代人对国学的了解很不够。当我们频繁地引用西方语言学家的理论时,却不知道从我国浩瀚的文化宝库中取宝。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就可发现,一些教学中的原则早在几千年前孔子就有所教诲了。他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揭示了“学——思——行”的学习过程,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他所说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正是我们要培养的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吗!又如我们常引用的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思想,追其根源是来自于四五百年以前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近百年我国一些通晓外语的杰出人才,如赵元任、林语堂、梁实秋、季羡林、钱钟书、王力等,哪个不是博览群书、学贯东西、中外闻名的学者?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研究在中国环境下的外语教育和教学路子,就应向前辈们学习,在继承的基础上改革、创新、发展,这是正道。

 

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应从实际出发“借它山之石,为我所用”“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中西合璧”。这不只是一句口号,历史上成功的实例很多,如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以及湖南雅礼学校等办学的经验,还有上个世纪末中外合作编写中学英语教材等。但是,在实践中常会出现偏差,忽左忽右。比如,办国际学校一切照外国模式而缺少了民族精神,不顾国情生搬硬套外国的教学方法;引进国外教材不本土化,结果“水土不服”;同时,也有强调传统方法的好处而固步自封,拒“外来的和尚”于大门之外的人,岂不知当年唐僧就是向外国和尚取的经。

 

近年来围绕“二语”和“外语”争论颇为激烈,我观察辩论双方都有些偏激。其实,中国人学的英语当然是外语。在中国谈二语一般指的是汉语以外的少数民族语言。而西方国家近来对二语和外语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他们谈二语习得时也常常指的就是外语学习,因为具体的方法往往即可用于二语,也可用于外语,例如归纳法。语言学习仅靠“学得”或仅靠“习得”不行,必须两者结合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英语是外语,一定要重视外语学习的认知规律。中国人学外语的困难不仅比那些英语国家的外国移民多,而且比那些拉丁语系的非英语国家的人还要多。

 

学术上类似的问题很多,有分歧是难免的。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氛围。学者们也应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加上张志公先生和陈琳教授主张的“多搞点唯物辩证法,少来点极端化、绝对化;多讲求实效,少来点形式主义”,问题不难解决。遇有分歧,不搞论战,允许试验,重在探究,共同进取,互相促进。好的试验取得成绩,逐步完善,积累经验,再宣传推广,进而走向世界。

 

学习、研究、创新,需要我们大量的投入,要有些奉献精神。这就要求我们克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情绪,甘于寂寞,潜心学习与研究。因为,任何一项研究要成功,都要有执着的精神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勇气,就像唐僧当年西去取经那样。可是,现如今为了功名和利益写论文、搞研究,论文竞赛屡屡发现抄袭现象,甚至未做事先要高价也非罕事。此风不正,又何能潜心学习与研究呢?潜心学习,是要静下心来专心致志读书学习,踏踏实实调查研究,认认真真做实事的。可喜的是,近年来外语界已有大批学者正在努力这样做,并且取得了成效。

 

为了振兴我国基础外语教育,使我国由一个外语教育大国变为外语教育的强国,本文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科学发展、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实事求是、区别对待、讲求实效、潜心研究、继承创新、渐进完善、积累经验、走向世界”的思路,参与中国基础外语教育发展之路的讨论和研究。

 

祝愿中国基础外语教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张正东.敢问路在何方——话说中国英语教育之路[N].教师辅导报(教研版),20061129

[2]张正东,罗再香.中国外语教学的发展分析[J].中小学外语教学,1999,(12).

[3]张正东,陈治安,李力.英语教学的现状与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 外国语卷 英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5]张志公,刘道义.中学英语教材的现状与未来[M].张志公文集(5)》[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86

[6]陈琳.让“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愿望完满实现[N].中国教育报,2008912

[7]刘道义等.基础外语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8]刘道义.孔子的学习理论对外语学习的启迪[N].英语辅导报特刊,200711

[9]黄炳灵.素质教育与雅礼精神[J].英语教师,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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