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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经济空间布局的一个重要特征。秦汉时期,经济重心在河济之间,按现在的地理来说,是在黄河下游。由于黄河的不时决口泛滥,也由于黄河流域累次发生战争,社会不安,原来经济重心的繁荣景象不复存在,甚至显得经济萧条。在这期间,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经济却有所发展,见重于世。三国时的吴国以一隅之地与中原的曹魏相抗衡,东晋和南朝也都以半壁江山和北方诸政权相较量,正是由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发展中的经济的支撑,才能够较长时期存在下去。这种局面到隋统一南北之后,才有所扭转,黄河下游经济的发展,使经济重心得以再现。隋唐时期,经济重心南移速度加快。两宋之际,经济重心南至长江流域。

其一,两汉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

“江南”地区曾经是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西汉时期,江南农业还停留于粗耕阶段,生产手段较为落后,虽矿产、林产资源丰饶,然而尚有待于开发。司马迁在评价“江南”“多”“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的经济水平时,说到“或火耕而水耨”。所谓“火耕水耨”,是指去杂草、灌水种稻的简单的耕作方式。司马迁又分析说,江南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有优越之处,野生植物和水产可以方便地采获,有“地势饶食”之称,因而没有饥馑的忧患。然而在“无冻饿之人”的另一面,也没有相对富足的“千金之家”。直到西汉末年,长江中下游许多地区,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经济形式与中原先进农耕区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庐江太守王景教人们牛耕之法,从此“垦辟倍多,境内丰给”。中原的水利灌溉事业也推广到江南,王景在庐江整治芍陂,溉田万顷;会稽太守马经营镜湖,周围310里,“溉田九千余顷”。此期间,江南人口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东汉时,荆、扬二州人口从西汉的679万余增至1053万余。汉安帝永初初年,因水旱灾异连年,郡国多被饥困,曾经有在“荆、扬熟郡”安置灾民的政策(《后汉书·樊准传》)。《后汉书·安帝纪》又有永初元年(107年)和永初七年(113年)以江南租米北调江北的明确记载。可见,江南地区农耕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与江北许多地区相比,已经逐渐居于优势地位。

汉末中原大乱,北方人民由于各种原因南下的更多,据不完全统计,即达154万口之多。他们不仅给江南增加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工具和先进技术,这些均为吴的立国、江南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在当时,从全国总的经济发展看,江南的发展仍远远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开发地区仅限于平川和交通发达之地,半数以上人口是山越和蛮夷,刀耕火种,氏族组织,仍是其生产和生活的主要方式。

显然,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农业经济确实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

其二,三国两晋南朝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加快

《三国志·书·鲁肃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记载,东汉末年,雄杰并起,中州扰乱。鲁肃对从属说,时下中原纷乱,淮水、泅水之间已经难以生存,我听说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战乱之害,你们愿意与我相随,“至乐土,以观时变”吗?其从属皆从命。《抱朴子·吴失》说到吴地大庄园经济惊人的富足:势利倾于邦国之君,储积富于朝廷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遮蔽原野,田池遍布千里。庄园主有充分的物质实力,享受着奢靡华贵的生活。这样的情形,与司马迁所谓江南“无千金之家”的记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西晋八王之乱及各族统治者的相互争杀,使北方陷入长期的混战之中,民不聊生。史称“(中原)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由此引发了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南迁的浪潮。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北方人口向南方迁移的规模更大。据统计,截至南朝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达到90多万,占当时南方总人口的1/6。

中原人口的南迁,不但为南方地区补充了大量劳动力,而且也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这就使得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从而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颜氏家训》记载:“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经过孙吴、东晋、南朝的开发,江南地区初步形成了稻麦种、水陆互补的作物体系,南方的耕地面积和产量大幅度增加。农业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在南方出现了像建康(今江苏南京)这样人口上百万的大城市。南方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再加上本来就蕴涵着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因此随着大批北人的南迁,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重心也逐渐由北方黄河流域移至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

其三,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及影响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一定程度的衰退,而江南地区的经济却有了长足的发展。隋朝统一后面临的形势是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而政治、军事重心仍在北方。中唐以后,在大河南北“事方”、经济停滞的同时,南方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会,都在继续加速发展,逐渐超过了北方。江西、湖南开始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基地。南方的茶、陶瓷、丝织品、盐业等也赶上或超过北方。位于运河枢纽的扬州,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南北水陆商货在此云集,海上商船也在此起航和停泊。市区内商贾众多、邸店林立,最繁华的街道“十里长街市井连”,到了晚上,“夜市千灯照碧云”,一派繁华景象。

北宋立国主要依靠东南的财富力量。北宋之所以选汴京作为都城,主要原因就是依靠水运输南方的粮食,当时每年大概要从南方运输粮食600万石左右。随着北方移民的大量涌入,使南方社会经济继续获得发展。南宋时,苏、湖、常、秀(秀水,今浙江嘉兴)有“天下粮仓”之美称,还产生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南宋全国人口是1684万,到淳熙六年(1179年)达到2950多万,20年间人口增加了近3/4。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显著进步,城市和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到南宋最终完成。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生飞跃的时期。首先,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南方地区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巨大的经济腹地和市场空间,进出口商品的来源地和消费市场都集中于南方,更加接近贸易港口,交通便利,有利于降低成本,扩大利润。其次,两宋时期,造船和航海技术都取得了飞速进步,海船的载重量和安全性都得到了显著提高。指南针的应用使得航海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远洋航行能力大大提高。再次,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鼓励支持的态度,“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是两宋时期对海外贸易的基本政策,这种积极的政策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来了文化重心的南移。自南宋起,江浙地区已成为人才密布区,有“财赋之地,人文渊薮”的说法。南迁的北人给南方带去了很多新的风俗习惯,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例如,南宋都城临安,即使是南方本地人开的酒馆也往往仿效汴京旧俗,在门前张挂炉子;茶馆学北方张挂名人画像。更有趣的是,北人在吃笼饼、蒸饼的时候习惯于先去掉皮,原本是因为北地风尘比较大,但南方人也跟着学,去了皮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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