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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第一产业,工业和建筑业属于第二产业,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所有行业的总称第三产业。我国第三产业包括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如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公用事业、文教科研等。

 

中国古代没有产业结构的严格划分。可是,通过唐诗可以明显地看到唐朝经济生活的痕迹, 也不难发现三大产业的大致轮廓。

 

以农为本,第一产业奠定国家的经济命脉

 

“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等结论无不体现中国古代统治者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治国思想和理念。唐代也不例外,农业成为衣食之源。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杜甫的《忆昔》诗对“开元盛世”时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大唐社会进行追忆,称颂与褒扬之意溢于言表。到唐朝中期,种茶、饮茶之风遍及全国,并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茶文化。“檐前新叶覆残花,席上余杯对早茶”,白居易不但早上饮茶,夜半听钟声、赏清影,还要品茶:“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清影不宜昏,聊将茶代酒。”他的品茶诗作还有:

 

“春泥秧稻暖,夜火茶焙香。”(《题施山人野居》)

 

“药圃茶园是产业,野鹿林鹤是交游。”(《香炉峰下新置草堂》)

 

唐朝人口急剧膨胀,人地矛盾凸现。为了养活众多人口,唐人开始大规模的毁林开垦。史载“开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这种开垦破坏了植被,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温庭筠《烧歌》)

 

“山用火耕田。”(李商隐)

 

“终朝看火耕。”(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

 

由以上诗句可见,受时代局限,当时人们大量烧山垦荒,没有也无法具备现在人们较普及的环境意识。其它边塞诗作也反映了西部的生态恶化和战争对农业的破坏:

 

“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适《燕歌行并序》)

 

以农业为依托的第二产业初具规模

 

唐代城市建筑具备世界领先的水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唐都长安,其建筑风格、市坊布局、风俗人情已经引起当时世界的关注。有诗为证: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

 

“扬一益二”证明扬州的经济繁荣。历代的开发建设,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达的农工商业,长江、运河便利的交通,这一切造就了扬州的城市形象,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并将扬州嵌入他们的诗句。

 

“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人生只合扬州死。”(张祜《纵游淮南》)

 

“十年一觉扬州梦。”(杜牧《遣怀》)

 

李白以《秋浦歌》为题写了十七首五言诗。其十四:“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秋浦在今安徽省贵池县西,在唐代时是著名的银和铜的产地之一,大约在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左右,李白漫游来到此地,在秋浦逗留期间,写成组诗。据郭沫若考证,它是李白诗作而且也是所有唐诗中唯一一首描绘冶金场景的诗作,这种题材在古典诗歌中是难能可贵的。

 

制瓷业在唐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文人纷纷吟赋做诗来赞美越窑。

 

“茶新换越瓯。” (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

 

“越瓯秋水澄。” (许浑《晨起》)

 

“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

 

“越碗初盛蜀茗新。” (施肩吾《蜀茗》)

 

上述诗句反映了越窑瓷的釉色特点,当时以越瓷作茶具成为时尚。尤其著名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两句诗,几乎可以认为是陆龟蒙为越窑青瓷免费策划的广告词!

 

以人为本的第三产业成为有益补充

 

唐代商业不可压抑地发展起来:日中为市的古风被打破,邸店和柜坊这样的商业金融机构的雏形也相继出现,唐朝后期,大城市里有了夜市,农村有定期举行的草市。经商的人增多:有不少家财万贯、邸店遍布海内的大商人,更多的是中等商人和小商贩,还有不少胡商遍布各大都会。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杜甫《后出塞》)

 

“借问屋中人,尽去做商贾。”(姚合《庄居野行》)

 

“草市多樵客,渔家足水禽。”(李嘉祐《登楚州城望驿路,十馀里山村竹林相次交映》)

 

“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客。”(王建《汴路即事》)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琵琶行》)

 

众多少数民族云集长安,给巍巍唐都带来生气。胡人在长安开了许多胡店、酒店,长安文人多有光顾。诗人李白以此为主题的诗篇尤多,其一便是《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乐舞艺术充分体现了唐代文化盛世的开朗气象。音乐佳作层出不穷,音乐艺人精英荟萃,出现了诸如《霓裳羽衣曲》、《阳关三叠》等著名音乐作品,也出现了许和子、李龟年、康昆仑等杰出音乐家。即使在民间,音乐也极为普及,“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吊白居易》),“《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白居易《杨柳枝》)。

 

“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

 

“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

 

“渔阳豪侠地, 击鼓吹笙竽。”(杜甫《后出塞》)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白居易《琵琶行》)

 

以上诗句或提及乐器或罗列曲目。802年,骠国(即今天缅甸)王子舒难陀曾率乐队和舞蹈家到长安表演,许多诗人写诗记事。白居易在欣赏演出后曾作《骠国乐》:“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

 

唐朝文化教育方面的典型事件便是科举考试。诗人孟郊就他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写过《落第》、《再下第》,而其《登科后》更广为人知:“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李景在《都堂试贡士日庆春雪》中以“密雪分天路,群才坐粉廊”生动描绘了雪天应试、苦中作乐的情景。

 

参加唐朝科举考试并在朝廷任职的还有“外籍”人士,如日本的晁卿、新罗的金可纪、大食的李彦升等,他们和李白、王维等诗坛名流建立了深厚感情,并以诗歌相赠和:

 

“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并序》)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李白《哭晁卿衡》)

 

“登唐科第语唐音,望日初生忆故林。”(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

 

时代需要精神,时代也孕育精神。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显著的时代特征。唐诗及其反映的三大产业,典型地体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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