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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近代史会经常遇到“闭关”这个词。这个词在清政府的文献档案和私人著述中是看不到的,是史学家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概括出来的。

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人在中国做生意,受到清政府的严格限制:只能在广州一处经商,而且只能与清政府指定的13个商家(简称“十三行”)来往。每年的夏、秋两季是做买卖的季节,外国人可以住在“十三行”;买卖做完了,要到澳门去过冬,不许在广州停留。

即便是在广州,外国人也是没有自由的。按照清政府的法令,他们不能坐轿,不能挟带武器,不能携带女眷(防止外国人在广州定居)。另外,他们在广州也是不能随便走动的,有事只能通过“十三行”转禀,不能接触除“十三行”以外的中国人,只能在“逢八”即农历初八、十八和二十八这三天,才能出游,而且得由“通事”(形同监管)带队。还有一项更奇特的禁令:外国人不得购买中国书,不能学说中国话。有一个叫马礼逊的传教士,在广州请了一位中文老师学中文,这个中文老师每次去给他讲课,都要随身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带鞋子表明他是去买鞋的,不是去教洋人学中文的,带毒药是用来防备万一被官府查出他的中国人身份,可以立即服毒自尽。

清政府为什么要严格限制外国人与中国人交往呢?

从社会根源上说,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其经济形态属于自然经济,即男耕女织,自给自足。通俗地讲,就是男人在外耕田种地,产的粮食用来填饱肚子,产的棉花由女眷纺纱织布,缝制衣服。那时人们有吃有穿,就基本上不需要其他物品了,更不用购买外国商品了。正如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即使像林则徐那样有远见的官员,在鸦片战争前也认为:“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他甚至还说,如果我们不跟外国人做生意了,就会使“各国生计,从此休矣”。可见,“闭关”政策是与清朝统治者的狂妄自大联系在一起的。下面是嘉庆皇帝与大臣孙玉庭的一段对话,从中我们可以对清朝统治者的狂妄自大有更具体的了解。

嘉庆帝问:英国是否富强?

孙玉庭答:英国在西洋各国中称为大国,从这点上讲英国是强国。至于富嘛,是由于中国富,英国才富的。英国的富远不如中国。

嘉庆帝问:何以见得?

孙玉庭答:英国从中国买进茶叶,再转手卖给其他小国,这不正说明英国的富是借了中国的光吗?假如我们禁止茶叶出洋,那英国就会穷得无法过日子。

嘉庆帝说:说得是。

清朝君臣的上述对话,说明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使中国统治者对西方懵然无知。我们知道,英国那时已开始进行工业革命,他们向中国购买的物品主要是丝织品、茶叶、大黄等物,这些物品除一部分在英国本土销售外,相当一部分是转销给西欧和中亚其他国家,从中获利,这完全是出于商业上的需要。可是清朝统治者由此断定,英国是穷国,英国不购买中国商品就过不了日子,这纯属无稽之谈。

另外,从清政府自身利益来说,之所以要实行“闭关”政策,是他们害怕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与外国人接触而受到不良影响,担心有朝一日会联合起来反抗清政府的暴政,威胁他们的统治。

所以,“闭关”政策是清政府为维护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消极防御手段。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到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落后的政策,正是由于这个政策,使清朝统治者既不了解世界大势,也不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使自己与世隔离,人为地阻碍了中国与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学习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自己。

历史证明,“闭关”政策并不能削弱西方资本主义的力量,反而把自己封闭起来,客观上保护了落后的自然经济,妨碍了自身的正常发展,逐渐落后于西方,最终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所以,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是与“闭关”政策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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