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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陈佩嫣老师《再谈太平天国的悲剧说明了什么》一文(下简称《再谈》)实际上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命题:一是“以农民阶级为领导的革命不能取得胜利,与时代局限性无关,只与阶级局限性有关”;二是“由于受阶级的局限(而与时代局限性无关——引者注),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第一个命题,我认为是难以成立的,而第二个命题虽然可以成立,也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二)

上述两个命题的不同,陈老师似乎并未意识到,《再谈》所论,是将两个命题完全等同而视(尽管实际所论的只是第一个命题)。要弄清楚“时代局限性”,首先应该把这两个命题区分开来。两个命题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两者所说的”革命”,不是同一个革命。前者的“革命”是指农民革命,即通常所说的旧式农民革命或单纯农民革命,亦即从陈胜、吴广起义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战争;而后者的“中国革命”,按照史学界惯常的用法应该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逐渐发生的民族民主革命,亦即在总体上以反帝反封为根本任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①“中国革命”虽然可以将太平天国起义包括在内(因为这一起义发生在中国近代,在某种程度上与民主主义革命相联系、具有反帝反封的意义),但与“农民革命”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因而不能将鸦片战争之前发生的农民起义包括在内),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因此,讨论农民革命不能取胜与时代局限性是否相关和讨论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胜与时代局限性是否相关,也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的中心之点是在农民革命本身,而后者的中心之点则是在农民阶级与“中国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本文拟着重讨论的是《再谈》提出的第一个命题,因为这个命题是《再谈》多方作了论证的主要观点,也是笔者与《再谈》存有重要分歧的一个观点(它与高中历史课本的观点倒好像关系不大,虽然它的提出本来是因该课本的观点而起)。

(三)

为论述的简便起见,我把《再谈》的第一个命题概括为农民革命的失败与时代局限性无关,简称“无关”论。为什么说“无关”呢?《再谈》的基本推论是:因为“时代无论如何变化,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总是不能胜利”,所以,农民革命的失败与“时代局限性”无关。应该说,在严格限定的意义上,这一“无关”论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所谓“无关”,仅仅是指无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还是在中国近代(似乎还不能说“无论什么时代”,因为早一点不可能有“农民”革命,晚一点也不会有“农民革命”了,更遑论其成败),凡是已发生过的农民革命,最终都遭到了失败,这一点并不因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可以说并无“时代局限性”。可是,当这样说时,有两点是必须指出的:第一,在以上特定的含意上,这一“无关”论并没有针对性。因为农民革命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近代总是失败是个十分明显的客观历史事实,大家都承认,无人表示异议。至于有人认为农民革命的失败有“时代局限性”方面的原因,也不是从否认农民革命必败的角度出发的。第二,如果超出上述严格限定的范围,把“农民革命失败与时代局限性无关”变成一个一般性的命题,那它的正确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四)

在进一步讨论为什么不能把“无关”论变成一个一般性的命题之前,我想先对“时代局限性”这一概念作个简要的界定。在我看来,所谓“时代局限性”,就是指历史人物及其历史活动因时代原因而受到的限制性或制约性。其含意展开来谈,约有数点:其一,它是一种与时代相关的欠缺或不足,而不是泛指任何时代背景或时代条件(例如,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农民阶级面临双重敌人,而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只面临一个敌人,这就不宜说是时代局限性);其二,时代局限性是通过具体的人物和历史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有不同的时代局限性,这不仅对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是如此,对同一时代不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也是如此;其三,所谓“时代”,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历史时间概念,一千年可以是一个时代,一百年甚至几十年也可以称之为某某时代,这要依所选取的历史时段的特殊历史内涵或特殊意义而定。进一步说,时代局限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局限性。正如任何阶级都有阶级局限性一样,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也都有历史局限性,农民革命也不能例外。说农民革命的失败与时代局限性毫无关系,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不能把时代局限性与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关系限定于某一点来立论(比如将农民革命的失败与时代局限性的关系限定于必败与否来立论),而是应当全面、综合地考虑时代局限性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在实际上所发生的多种层面、多种方式的影响。

(五)

那么,农民革命的失败与时代局限性究竟有何关系呢?换言之,如果认为农民革命的失败与时代局限性不是无关而是有关,是在什么意义上有关?照我的理解,大约是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可称之为理论的、总体的层面,即用“时代局限性”这一概念来说明农民革命由于时代的原因而不具备的可以获胜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毛泽东曾经作过明确的论述:“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②农民革命获胜的必要条件是得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一必要条件当时没有,后来(经过两千多年)才有,这就是“时代局限性”。不过,这里需要做个特别的说明,就是当农民阶级有可能因时代的变化而得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从而获得革命胜利之时,所谓“农民革命”,定必已经改变了其原有的性质,即已经不是农民革命而是民主主义革命了。那么,既然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农民革命”还是必败,从理论层面上指出其“时代局限性”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意义。这意义就在于指出在农民革命与民主主义革命之间所存在的历史连续性和历史转化性。原来,农民革命虽然必败,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阶级只能永远重复这一失败。当时代变化到一定的程度,当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有可能成为革命领导者的时候,农民阶级就可以接受其领导,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此时的革命虽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革命,但与“农民革命”在许多重要之点上仍有着继承性和相似性。农民阶级依然是革命的主力军,暴力斗争依然是革命的基本形式,旧的封建统治者依然是革命的对象,广大的乡村依然是革命的主战场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新的革命仿佛是农民革命的复活。所以,毛泽东等人在此意义上曾一再将中国革命直接称之为“农民革命”。当然,这是已经新生了的、从此摆脱了失败命运的、旧的时代局限性已得到克服的“农民革命”。从这一说明里,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历史的连续性和转化性。不仅如此,如果从比较纯粹的理论层面进行思考,我们还可以发现,所谓阶级局限性其实也是一种时代局限性。既然阶级从产生、发展到最后消亡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都直接受到时代条件的制约、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那么,阶级局限性说到底不也就是时代局限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吗?当人们将阶级局限性与时代局限性并列而论的时候,其实是在突出时代局限性中阶级局限性的重要,是在把阶级局限性当作时代局限性的集中表现,而将局限性的其他表现(如器物、文化、认知和实践能力、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局限性)笼统归之为与“阶级性”并称的“时代局限性”,以此来避免仅言阶级局限性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讨论中所使用的“时代局限性”一词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与将阶级局限性也包含在内的理论上的时代局限性概念是有差别的。我想,只有分析到这个层面,我们对“时代局限性”的了解也许才算得上比较深入。(当然,在以下的继续讨论中,笔者还是只在习惯用法的层面上使用“时代局限性”的概念。)

(六)

农民革命失败与时代局限性相关的第二个层面,可称之为史实的、个案的层面,即由于“时代局限性”的存在,农民革命失败的类型具有多样性。当我们概括古近历史,说农民革命总是归于失败时,是从农民革命最终不能推翻封建主义制度这一根本之点而言的。但是,具体到每一历史时期农民革命的失败,其表现形态又往往各不相同。大而言之,有尚未推翻旧的王朝,便被镇压了下去的;有取得了推翻旧王朝的胜利,起义领袖却变成新的封建统治者的;有因各支起义军之间的互相残杀而加速失败的;也有因起义军内部的严重分裂而由盛转衰的,等等。可以说,任何一次大的农民起义的失败都会有其非常个性化的特点,而这种特点正是与各自不同的时代的、历史的局限分不开的。指出这一局限性并非为了说明农民革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而是希望有助于更深入地分析农民革命失败的具体原因,使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差异性在农民革命何以和怎样失败这一问题上有更加鲜明的体现。

(七)

《再谈》在论证农民革命失败与时代局限性“无关”时,举出了三个理由。对此,我想逐一作些讨论。其中,最基本的是第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似乎存在较大的偏差,需要多说几句。第一,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变化既与内因(根据)相关,又与外因(条件)相关,尽管内因与外因两者有主次之别,但不是有与无的关系。这一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因此,在分析一个事物的变化时,显然不能仅以“根据”立论。第二,《再谈》认为:“农民领导的革命与胜利的关系不是鸡蛋与鸡子的关系,而是石头与鸡子的关系。以农民阶级为领导的革命不能取得胜利,与时代局限性无关,只与阶级局限性有关。就好象石头不能变化为鸡子,与温度无关,只与根据有关一样。”这里姑且不论套用鸡蛋与鸡子、石头与鸡子的比喻来形容农民革命失败与时代局限性的关系是否合适,仅就已经作出的比喻来进行分析。关于第一句:如果换一种关系,即换成“农民领导的革命与失败的关系”,是不是就可以说成是“鸡蛋与鸡子”的关系呢?显然可以。而农民革命不能胜利(也就是只会失败)及其原因,这恰好是《再谈》与笔者共同关注和互相商讨的话题。关于第二句和第三句:按照文中的比喻,农民革命是“石头”,胜利是“鸡子”,时代局限性是“温度”,那么依此类推,“鸡蛋”就应该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这样一来,不就应该说这一革命的胜利反而与“时代局限性”大有关系(“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吗?这显然不妥。还有,石头不能变为鸡子固然与温度无关,但假如不是变为鸡子而是变为石雕之类(好比农民革命不是胜利而是失败一样),那么这一变化的发生也不会“只与根据有关”,而是一定也会与“条件”有关(温度只是条件的一种)。这些分析如果不错的话,上面所引的那段话其实应该这样来写(着重号表示笔者改动过的字):“农民领导的革命与失败的关系是鸡蛋与鸡子的关系,而不是石头与鸡子的关系。以农民阶级为领导的革命不能取得胜利,与时代局限性有关,不只与阶级局限性有关。就好像鸡蛋能变化为鸡子,与温度有关,不只与根据有关一样。”也就是说,从《再谈》所作的比喻里,本来是应得出“有关”而不是“无关”的结论。不过,即便如此,我以为还是不用这样的比喻为好。严格地讲,农民革命不能胜利与只会失败,都不是由一物变成另一物,与石头不能变鸡子或鸡蛋可以变鸡子,并不是同类的关系。再者,按照对立统一规律,胜利与失败本是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还可以互相转化的矛盾统一体。不能胜利即为失败,没有失败则意味着胜利,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说农民革命与胜利好比石头与鸡子毫不相干,而同样是这块“石头”,与失败又如同形影相随,这就势必会割裂胜与败之间的同一关系。第三,顺便指出,紧接上引比喻,《再谈》还写道:“因为农民阶级没有取得胜利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农民阶级是小生产者……它最终失败是必然的。”“没有”这个“根据”,就等于说农民阶级不是小生产者,这样表述显然颠倒了作者的本意。这段话如果修改为“农民阶级不能胜利有其‘根据’,这个‘根据’就是……”,作者的原意就能正确表达了。

(八)

《再谈》论证“无关”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表明,从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时代不断变化,而农民革命的失败却始终不变,可见失败“显然不是时代的局限问题,而是阶级局限问题”。“义和团运动和后来的农民抗捐抗税斗争”能否称之为农民革命,这在史学界是颇有争议的,而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现了哪些“农民革命”,还需要具体举证。撇开这些不论,值得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时代不断变化,真的对农民革命的成败不发生任何影响吗?首先,同样是失败,为什么不同历史时期失败的具体形态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比如,鸦片战争之前,农民革命曾数次夺取过全国政权,而鸦片战争之后一次也没有;太平天国仇满清信洋教,最后陷于宗教的泥淖不能自拔,而义和团却截然相反,以“扶清灭洋”为旗帜,结果走上了盲目排外、被人利用的道路。阶级局限性相同(这导致了最终的失败),而失败的具体形态却大不相同,这不能不说与“时代局限性”大有关系。其次,农民革命在得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前,总是陷于失败,而一旦得到这种领导,农民革命就转化为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这种转化的发生,也是由于时代的变化所引起的,是原有的“时代局限性”被克服的结果。农民的“阶级局限性”未变,但时代起了变化,因此农民革命的性质及其结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九)

《再谈》论证“无关”的第三个理由是对“近代各阶级领导的革命”进行比较,认为这些革命处于“同一个时代”,因此具有相同的时代条件,但为什么会有胜败不同的结果呢,可见与“时代的原因”无关。这里首先涉及到使用概念前后应当一致的问题。《再谈》在阐述理由之二时,是将“时代”理解为各个历史时期,如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义和团运动时期、辛亥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称这些时期的变化为“时代”的变化,而在理由之三中,却又将各个时期合并为“同一个时代”即“近代”,认为其间没有时代的变化,这本身就存在矛盾。笔者以为,将较长的历史时期如古代、近代称之为“时代”,或将较短的历史时期如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称之为“时代”,本来都无不妥,只是要注意在论述同一问题时,使用的“时代”概念应当是统一的,不能自相矛盾。其实,不论以较长的历史时期为时代,还是以较短的历史时期为时代,“近代各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成败都不会与“时代的原因”无关。如果以近代的各个时期为“时代”,那么各类革命显然就不是发生在“同一个时代”,而是发生在不同的时代,它们有“不同的结果”就肯定与“时代的原因”相关。如果以“近代”为时代,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革命并不是同时并起,而是相继发生,每一种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仍然大不相同。尽管都是在“近代”的范围,但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不可能发生辛亥革命,更不可能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反之亦然,当然也就更加无从用同样的“时代的原因”去解释其成败。还应指出的是,同为失败,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与辛亥革命的失败恐怕不能同日而语,而民主主义革命在最终取得胜利之前,也曾经历过多次的失败。这些复杂的情形,都与“时代的原因”包括“时代局限性”密切相关,都不是只用“阶级局限性”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十)

关于《再谈》提出的第二命题,我想略作以下几点评论(对此命题陈老师似乎并未直接加以论证,所以下述评论可能与高中历史课本的观点关系更大);第一,“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确与“时代的局限”无关。如前所述,所谓“中国革命”,是指中国近代的民主主义革命。农民阶级之所以不能领导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法担当这一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是因为其阶级局限性。这一局限性使它在诸多方面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在革命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此外,还因为出现了比它先进的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其先进性就使它们能够成为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还能够领导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后一个原因应该说也是“时代的原因”,但已不是“时代的局限”,而是时代的发展。正由于是时代的发展,所以中国革命不会重蹈“农民革命”失败的覆辙,而是必然转败为胜。第二,太平天国的悲剧难以“充分说明”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于1864年,此时中国革命尚处于其“准备阶段”,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才“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③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则更是到了1949年,这距太平天国的失败已长达85年之久。太平天国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与反帝反封的民主主义革命有联系,但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还是一场农民革命。所以,太平天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是比较间接的,我们从这场革命的失败中,可以推断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若说是“充分说明”,则显得较为牵强。第三,从高中历史课本的有关前后文看,关于“太平天国的悲剧”的论断容易引起若干概念上的误解。课本的前文是具体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后文则紧接着概括这场悲剧说明了什么,这就容易使人将前文的“农民革命”等同于后文的“中国革命”,容易将前文所说的“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这样的时代条件理解为后文所说的“时代的局限”(例如陈老师就产生了这样的误解),从而可能导致不能准确、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综合这几点,加上前面所作的讨论,我主张最好将课本中“太平天国的悲剧充分说明……”这句话全部删去。

(十一)

对“时代局限性”一词,也正如对“农民革命”一样,我们过去常讲常用,但往往并未去深究其含意。陈老师肯动脑筋,勇于探索,使我也能受其影响进一步弄清一些问题。但究竟弄清楚了没有,我还是没有把握。我只是希望本文不仅能为陈老师提供一些观点及方法上的参照,而且更能为研究性教学精神的提倡助一臂之力。

注释:

①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88页。

③《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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