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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我外出回家,家里没人,见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拿起来一看,是爱人记下的一个电话,内容是河北省任丘市一位教师提出的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扭转时局的关键?”答复如下:

 

  19361212日,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爱国热忱,武力解除蒋介石卫队,扣押蒋介石,进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引起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借机挑动中国内战,以便从中渔利,实现侵吞中国的野心。国民党内部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等,配合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的阴谋,积极调兵遣将,妄图发动“讨伐”战争,达到置蒋介石于死地,取而代之的目的。英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内部亲英美派宋子文、孔祥熙等,为维护英美在华利益和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们急忙派代表赴西安谈判。国内亿万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痛恨入骨,强烈要求处决蒋介石,以报仇雪恨。

 

  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西安事变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前途:一种是由此引发新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延缓全国抗日工作的进展;另一种是由此结束内战,一致对外,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从顾全中华民族利益大局出发,对西安事变采取的方针是:坚决反对新内战,力主和平解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及亲日派的阴谋,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促使国民党转向抗日立场;对张、杨两将军给予同情和援助。根据这一方针,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赴西安参加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国际国内产生巨大影响。它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挑起新内战的阴谋,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对团结抗日起了重大作用,因而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和扭转时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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