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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文史知识》第8期刊登张培锋先生撰写的《屈原?范蠡?伍子胥──〈楚辞?渔父〉别解》一文,指出:“‘渔父哲学’乃中国古代处于儒道之外又介于儒道之间的一种独特的人生智慧,不可轻视者也”,读后颇受启发。文章开头简略地介绍了伍子胥和范蠡的主要事迹,特别讲道:“在辅佐勾践灭吴后,范蠡清醒地意识到不能久留,果断地功成身退,据说,他带着西施泛舟‘三江五湖 ’, 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并且说“ 这些皆属一般历史常识”。其实,所谓“范蠡带着西施泛舟‘三江五湖’”,只是一种错误的传说,不能说它是“一般历史常识”。

 

关于西施的归宿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吴亡后西施被投入江中,祭祀伍子胥,溺死;另一种说法是吴亡后西施隨范蠡逃走,泛舟三江五湖。

 

《吴越春秋?逸篇》记载:“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鸱夷以终。”浮,即沉,是古代的一种祭礼 。《尔雅?释天》:“ 祭川日浮沉。”晋代郭璞注释:“投祭水中或浮或沉。“鸱夷,即革囊,这里代指伍子胥。《国语?吴语》说:伍子胥“将死,曰:‘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夷,而投之于江。”伍子胥被害与西施进谗有关系。所以,越王勾践灭吴后,“浮西施于江”,表面上是要慰藉伍子胥的英灵,骨子里是想借此安抚吴人。让他们把仇恨记在吴王夫差的账上,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对越国的反感。虽说《吴越春秋》一书颇近小说家言,但此段记载却有根据。《墨子?亲士》上说:“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墨子是战国初期人,距吴越争霸时代不远,他又是一位可以与孔子相提并论的大学者,说话不会没有根据。所以《吴越春秋》记载“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的说法,当属可信。

 

那么,吴亡后西施隨范蠡逃走,泛舟三江五湖的说法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清初著名学者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此说最早见于唐代诗人杜牧的《杜秋娘》一诗。诗中说:“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吴亡后,勾践“北渡兵於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憂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日:‘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又说:“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宋裴骃“集解”解释范蠡“自谓鸱夷子皮”的原因,说:“蓋以吴王杀子胥而盛以鸱夷,今蠡自以为有罪,故为号也。”大概杜牧读书不求甚解,混淆了子胥鸱夷与范蠡鸱夷,又没弄懂“浮”是古代的一种祭礼,作“沉”解,于是错误理解“浮西施于江,令隨鸱夷以终”为西施隨范蠡逃走,泛舟三江五湖。其实,西施隨范蠡逃走的说法民间早就存在,只是因为杜牧的名气很大,经他把这个说法写入诗篇, 遂使人们信以为真,让这种说法得到广泛传播。

 

推究杜牧没有读懂史籍,闹笑话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明反训。反训是语言学中一种特殊的字义训解现象。所谓“反训”,就是义兼正反。如“浮”字,既可解释为“漂”;又可以解释为“沉”,这两种解释意义恰好相反。这种含有正反两种意义的字词,叫两端词。它是客观世界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词汇中的反映。黑格尔曾举德语中“扬弃”一词为例,说它既意谓保存、保持;又意谓停止、终结,“作为有相反意义的字出现在字典里。”石头本来沉重难移动,可希腊语中“石头”一词,却偏偏是从“多跑”两字衍变来的。英语中“毕业典礼”一词,既有“终结”的含义,又有开始的含义。现代汉语中的“前”字,既可以指“过去”,如“前年”;又可以指“未来”,如“前途无量”。由此可见,正反为训的现象,在古今中外的语言中普遍存在。然而,这种现象在古汉语中表现最为突出。据说,有人搜辑的反训字词有五百多个,实际上恐怕不止。这说明,我国古代人民善于辩证思维,富有聪明才智。但是,古人这种辩证思维的结果却往往给我们阅读古籍带来麻烦。由于不明反训,我们也许时常会犯杜牧所犯的那类错误。而现在的字典辞书,包括《辞源》、《辞海》那样大部头的工具书都很少涉及反训问题。我以为有必要编辑一本专门介绍反训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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