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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对中小学课程教材非常重视,要求逐步统一全国教学用书。为此,由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于1950121日成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研究、编写和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专门机构,由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并陆续从全国抽调了一批教育专家、教材编写专家和高水平教师专门担任教材编写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五十年,中小学数学课程是全国统一的,教材基本上采用全国“通用版”,由一支专门从事教材研究、开发的专职队伍完成编写工作。其间经历了各种艰难曲折,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本文通过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展现中国中小学数学教材(为简便,以下简称“数学教材”或“教材”)的五十年发展历程,并从中探讨数学教材的基本特点。

 

一、数学教材五十年发展概况

 

(一)教材发展的基本阶段

 

1950-2000年这五十年间,中国数学教材的改革与发展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51),改编、选用旧教材,包括老解放区课本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课本,其中许多是西方的译本;

 

第二阶段,翻译、改编苏联教材(1952——1957),这一阶段是先照搬苏联教材,然后再“中国化”;

 

第三阶段,编写符合中国实际的教材的第一次探索与实践(1957——1966),1963年前后编写出版的教材具有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训练,科学性、思想性和系统性较强等特点,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数学教材编写方式;

 

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材(1966——1976),各地方自行编写教材;

 

第五阶段,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初期编写统编教材(1977——1988),这一阶段主要是为了适应“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在继承“文革”之前教材编写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以“精简、增加、渗透”为指针,编写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教材;

 

第六阶段,编写与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相适应的教材(1989——2000),这一阶段主要是为了适应“公民教育”的需要,强调“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为提高国民素质打基础,小学、初中教材初步实现“多样化”。

 

(二)教材发展的几次重要变革

 

中国在1950——2000年这五十年的教材发展历程中,有几次变革需要给予特别关注。

 

1.全面学习苏联,照搬苏联教材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相适应,1952年,数学课程以当时苏联的数学教学大纲、数学教材为蓝本,通过编译、改编的方式,颁布和出版了《小学算术教学大纲(草案)》、《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草案)》及其相应的教材,中国课程教材完全进入“一纲一本”的时代。这套教材的主要特点是:

 

1)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严密性,知识面窄,理论深,代数中无理数和几何中无公度线段的阐述,以及二者的配合堪称典型;

 

2)重视函数,小学就要求“理解数量和数量间的相依关系”[155],学习如何依已知数的变化而变化;初中各年级都要“注意那些数与数之间的相依关系”,以使学生打下学习函数的基础[1355];高中学习基本初等函数;

 

3)大量减少教学内容,没有解析几何、概率统计,把苏联中小学十年学习的内容拉长为十二年;

 

4)教材内容的安排,算术重复学习,学七年(苏联是六年);中学代数与几何采用直线式,与三角共学五年(苏联是四年);

 

5)在教学上,强调理解,要求学生“自觉地”掌握数学知识,不仅要知道是什么和怎么做,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

 

6重视应用,小学要求“以算术课及其课外作业全部时间的一半左右来学习解答应用题”,应用题的选材“不应只以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为限,还可以加入些必须用特殊算法来解答的应用题。”[157]中学要求“应用数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1355]

 

2.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材的初次探索

 

由于在学习外国经验时采用“照搬”的方法,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因此受到批判。为了纠正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解决数学教材知识面窄、内容少、程度低的问题,从1957年开始,教育部决定调整中小学数学课程和教学内容,编写中小学数学暂用课本,自此开始了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数学教材的探索之路。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为了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规定“中小学教科书,由各省、市、自治区组织力量编写”,教育部负责“交流经验,推荐较好的教材,确定全国应该通用的那一部分教材”(见注)。很快地,教育部发现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编写教材是不行的。

 

1959年上半年,为了研究调整数学课程和教学内容,修订教学大纲和编写通用教材的问题,教育部决定召开全国性的“中小学数学教学座谈会”。为此,组织一些干部进行调查研究,为会议做准备工作。调查内容包括到工厂、农村、学校了解数学的社会需求和现行教材存在的问题,比较了民国时期的数学课程标准和教材,了解东欧一些国家中小学数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课时等情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调查报告。195911月召开座谈会,会后形成《教育部关于修订中、小学数学教学大纲和编写中、小学数学通用教材的请示报告》。这一报告在纠正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编写适合中国实际的中小学数学教材方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报告得到批准后,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9——1963年,编写、出版了一整套12年制的中小学数学暂用本。这套教材要求小学学完算术,初中学完平面几何,高中恢复了平面解析几何,从而使学习程度大体恢复到1950年的水平,提高了学生的数学质量。

 

1959年上半年,在“大跃进”的政治环境下,国家要求进行学制改革试验,提出中小学学习年限由12年缩短为10年的试验,一些省市和高等学校积极响应,提出各自的教材改革方案并进行试验。由于试验教材“内容要求过高,教材体系改变过大,编写时间仓促,对许多问题研究得不够透彻,处理得不够理想,加上试验面过大,又套级过渡,在教学上遇到了很大困难。”[3132]中宣部、教育部很快发现问题,于1961年初作出调整,并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结经验,在1960年下半年制定出《十年制学校数学教材的编辑方针》,编写十年制学校数学课本,并从1961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少数学校进行实验。

 

1961年,中央文教小组指示,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一套质量较好的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小学数学教材”。[3160]据此,教育部从19616月开始进行准备工作。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数学课程设置演变史的追溯(从教学要求、教材内容、教学时数、教学方法等四个方面),国际(苏联、民主德国、美国、日本等)数学课程教材比较;对1958年以来数学教学改革进行深入调查,写出大量调查报告;从1961年开始起草“教学大纲草案征求意见稿”,1962年开始编写课本,并于1962年秋在京津一些中小学进行试教,同时送教育部聘请的教材审阅人华罗庚、关肇直、丁尔陞等审阅;1963年上半年根据试教发现的问题进行修改,并于1963年秋季正式出版使用。

 

19633月,中共中央印发《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要求“全日制中学必须以教学为主,加强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为学生毕业后就业和升学打好必要的文化基础。”“数学课应该使学生在小学学好算术,初中学好代数和平面几何,在高中学好大代数、三角、立体几何和平面解析几何,正确地理解数学概念,巩固地掌握定理公式,计算正确、熟练,能够进行综合运算。”[2702]根据这些要求,通过总结1950年以来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经验教训,吸收各种教改方案和试验教材的优点等,教育部在已有“教学大纲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按照专题研究的结果,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于19635月颁发了《全日制小学算术教学大纲(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草案)》,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编写教材和学校教学的依据。

 

1963年的教学大纲和这一时期的教材,全面而深入地总结了中国“双基”教学的经验,对中国数学教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第一,创建了教学大纲的新体系,这一体系在后续教学大纲的制定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第二,教学内容和要求趋于合理、科学,小学完成算术学习,初中完成实数、二次方程、函数初步和全部平面几何的学习,高中恢复平面解析几何等;

 

第三,教学大纲明确提出了三大能力,即“正确而且迅速的计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2434]

 

第四,小学不分科,中学分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平面解析几何等科直线式安排教材体系;

 

第五,教材“扎扎实实地加强了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程度已经提高到中国近几十年的最高水平,内容充实,理论严谨,编排科学,讲解细致,注意抓关键、抓重点、分散难点,例习题充足,易教易学”。[3210]

 

值得说明的是,小学完成算术教学、初中完成平面几何教学,改变了延续50多年的初中学算术、高中学平面几何的习惯做法,这是中国“中小学数学课程和教材上的一次重大改革”[5160]。特别是算术教学的改革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因为中国语言文字一音一字,表达简洁,使乘法口诀朗朗上口,学生可以轻松地学会十以内的乘法,因此可以更快地把口算与笔算结合起来,比较容易地学会竖式笔算。通过这样的改革,减少了多位数不必要的循环。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国学生的计算能力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可以认为,中国学生数学双基扎实,与整数计算能力强有很大关系,而这又与上述教材的改革直接相关。[4845,序3]

 

另外,这一时期教材编写者注重学习和贯彻辩证法,辩证地处理教学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强调讲清概念和原理,突出重点、抓住关键、解决难点,切实加强训练以保证学生牢固掌握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这些要求在教材和教学中得到落实,形成了中国数学教育注重双基和数学基本能力的传统。

 

3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初期编写统编教材

 

1977年,“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百废待兴,科技和教育受到高度重视,邓小平亲自抓教育、抓教材。他提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教育部于19779月成立了教材编审领导小组,并在全国范围抽调专家、学者和骨干教师,制定新的教学大纲,编写全国中小学通用教材。拟订大纲、编写教材过程中,数学组研究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先进国家的数学课程教材共36种,其中美国12种(包括“新数学”);广泛征求了数学家和教师的意见。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教材改革的“精简、增加、渗透”的六字方针。也就是在1963年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基础上,精选传统内容、删除繁琐的计算和用途不大的内容;小学增加简单的正负数运算、简易方程和直观几何,中学增加微积分、概率统计、逻辑代数的初步知识;适当渗透一些现代数学的思想,小学要通过直观,尽早让学生接触集合、函数、统计等思想,中学要把集合、对应等思想渗透到教材中去。这一方针也成为这一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特点。这份教学大纲和相应的教材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小学数学教学的混乱状态,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在中国数学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为了迅速扭转混乱局面,这套教材采取边编写边试用的方式,于1978年秋季开学起,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起始年级同时试用,到1980年基本编写完成。这套教材“吸取了国内数学教材改革的经验,借鉴国外数学教材改革的经验,注意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对拨乱反正,统一全国中小学数学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积极作用。”[3278]“精简、增加、渗透”的方针体现了教材改革的大方向,对今后的数学教材改革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在师资遭到严重破坏、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教学设施破坏殆尽的情况下,这套教材在使用中遇到了很大困难,不少学校和教师反映它存在“深、难、重”的问题。于是,从1981年开始对这套教材进行全面修订,并进一步编写6年制小学、3年制初中和3年制高中的数学教材,到1986年编写成了一套12年制的中小学数学教材。不过,由于“文革”使教师队伍遭到严重破坏,老师们对新增内容普遍感到不适应,于是又将增加的微积分、概率初步和逻辑代数初步等改为选学。因为这些内容没有纳入高考范围,因而也就不教不学了。后来,几经调整后高中教学内容不仅越来越少,与国外比较,内容陈旧。应试教育愈演愈烈,高中三年中,几乎要用一年时间进行高考复习,题目越来越多、越来越难、越来越繁。高中教材的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末才有改观,但教学中的应试教育、题海战术弊端已有些积重难返了。

 

4.编写适应实施九年义务教育需要的教材

 

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属于义务教育阶段,高中作为较高层次的基础教育阶段。随后,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家教育委员会制订了九年义务教育“五四制”和“六三制”两种学制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对教材实行“一纲多本、编审分开”的制度,并于1988年开始组织编写多套教材,从1990年秋开始实验。根据实验结果,1992年对大纲和教材进行了修改并通过审查后,于1993年秋在全国试行。

 

根据义务教育的性质,数学教学大纲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方面都有改变。例如,初中数学教学目的改为:使学生学好当代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适应日常生活、参加生产和进一步学习所必需的代数、几何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一步培养运算能力,发展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观念,并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和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精选一个公民所必需的代数、几何中最基本最有用的部分”,还规定在毕业班级可以“选学一些应用方面的知识或适当加宽加深的内容”。在教学方面,把“面向全体学生”作为教学中应该注意的第一个问题,“要对每一个学生负责,使所有学生都达到基本要求”,并强调要“切实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重视基础知识的教学,基本技能的训练和能力的培养”。在基础知识中首次指出了数学思想和方法,在能力中则指出发展思维能力是培养能力的核心。[1604-608]1996年,为了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颁布了新的高中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高中数学在高一、高二年级设必修课,高三年级设理科、文科和实科三种限定选修课,并有任意选修课。必修课内容包括集合、简易逻辑,函数,不等式,平面向量,三角函数,数列、数学归纳法,平面解析几何,立体几何,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概率;限定选修课的内容,理科有概率与统计,极限,导数与微分,积分,复数;文科和实科有统计,极限与导数,复数;任意选修课则提出一些建议内容。1997年秋开始教材试验,试验工作于2000年完成,经修订后在全国推广使用。

 

(三)课程、教材的编写审查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成立了中小学教材研究、编写和出版的专门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教育部的一个直属单位,它承担了编制和修订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编写出版全国通用教材的重任。1983年,又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进一步加强教材的研究工作。这种举全国之力编写一套全国通用教材的做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可以调动国家的一切相关力量(包括国内著名数学家、教育家和数学教师)来建设一套全国通用的教材,使教材的质量得到充分保证,并使课程教材作为一种国家意志而得到贯彻。在这样的体制下,虽然通用教材无法满足所有学生个性需求,但在保证学习要求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使教学质量达到一定的高度,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另外,上述机制建立了中国的数学教学大纲制定和数学教材编写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两者通盘考虑、相互促进、互为所用的特点。在这样的机制下,教学大纲的内容部分往往就是教材的体系结构,这对教学大纲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教材结构体系的逻辑严谨性和可教可学性等,都有较好的促进作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从课程到教材的落差,使课程设计的理念在教材中得到较好的体现。

 

1988年底,为了适应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需要,教育部提出了教材的统一性和多样化相结合的方针,采用了“一纲多本”的教材编写体制,并鼓励开展不同指导思想下的教材试验。2000年以后,教育部加大了教材编写权的开放力度,任何出版社只要通过教材编写的资质审核,就可以编写教材。不过,“课程标准”(相当于原来的“教学大纲”)仍是全国统一的。

 

中国于19867月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了适应教材多样性发展的需要,19869月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数学教材审查委员会”隶属于这个机构。198710月颁发《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规定了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审查程序,并对教材体系、教材内容、教材中的练习和作业、教材编校质量等方面提出了审查标准。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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