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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4月出版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第三部分“内容标准”历史(Ⅱ)中规定:“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目前,初审通过的几个版本的教科书都没有设立专节或专目论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而是通过古代中国商业发展历程的叙述有所反映。这就需要教师自己总结归纳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不少实验区的教师反映:“自己归纳的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特点是否正确、是否全面连自己都没把握,怎么能给学生讲呢?”

 

作为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者之一,笔者想探究一下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希望能对广大教师完成教学任务有所帮助。

 

特点要通过比较去发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要通过与古代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商业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然后才能发现。经过比较,笔者认为古代中国商业发展呈现五大特点。

 

第一,中国商业的萌发、形成很早。

 

在当今世界各国,商业都是一个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它是联系生产与消费、工业和农业的桥梁。在今天看来,没有商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将受到巨大影响。然而,商业却不是与人类并生的。人类诞生了300多万年,而商业出现才几千年,在远古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社会没有商业。

 

到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品有了剩余,出现了社会分工以后,在不同产品所有者之间发生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交换。这种交换的初始形态,是生产者之间物与物的直接交换。以后才有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和居间的商业出现。要认识古代中国商业的起源,就得从物与物的交换谈起。

 

1930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山顶洞人,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山顶洞里,考古工作者发现有作为装饰品的带孔海蚶壳和撒在尸骨上的赤铁矿粉粒。这两种东西都不是龙骨山所产。海蚶壳产于渤海湾,当时距周口店约四百里。离周口店最近的赤铁矿产地也有二三百里。这两种东西,如果不是山顶洞人从别处人类手里抢来的,就是与别处人类“以物易物”,交换来的。

 

从历史发展的总体情况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在产品偶然出现剩余时,才有氏族之间发生交换的可能,但这只是偶然的个别的行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畜牧业普遍发展起来,促使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交换就由偶然、个别的行为,转变成经常、普遍的行为。《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市场的出现,说明交换已经是经常、普遍的行为了。即便这样,神农氏时代还不能算是有商业,只能算是有商业萌芽。因为它是生产者之间物与物的直接交换,没有一般等价物充当交换的媒介,也不是以牟利为目的。

 

到父系氏族社会,从古代典籍记载看,交换关系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性质也在变化。《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记载孔子说:黄帝“设五量”。这就是说,黄帝时代创造了度、量、衡、亩和数。这些创造保证了交换的公平与合理。所以,孔子评价说:它起到了“抚万民、度四方”的作用。《淮南子·览冥训》也说:黄帝之时,“市不预贾”。意思是说,黄帝时代,在市场上交易,没有欺诈的行为。《尸子》上说:尧时,“宫中三市”。在尧所居住的邑内有三个常设的市场,显然,当时交换是很平常的事情。《史记·五帝纪》说:舜“作什器于寿邱,就时于负夏。”“寿邱”和“负夏”,都是古地名;前者在鲁都曲阜东门之北,后者在鲁都曲阜西面。“就时”即乘时逐利。舜将手工制品从寿邱贩运到负夏去卖,目的是乘时牟利。《尸子》记载舜的交换活动,说:“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顿丘缺少某种物品,所以“买贵”,而那种物品在传虚盛产。这样,舜就利用两地的差价,通过交换牟利。舜的交换活动很有商业味道。《史记·平淮书》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司马迁认为,虞舜夏禹时有货币,而且货币种类很多。但是,至今没有考古证据让人相信虞舜时代存在货币,所以,舜的交换活动是否使用了货币?这还是个疑问。

 

古代中国使用货币始于夏代。司马迁提到夏代的货币有“龟贝”。“龟”在夏代用于占卜,不可能成为货币流通;“贝”作为货币流通完全可能。“货”字从贝从化;化,变化,含交易的意思;而交易则用“贝”。由此可见,“货”字本身暗藏着货币起源于海贝的信息。在汉字中,跟货币有关的字大多带“贝”旁,如贡赋、贿赂、贫贱、買賣(买卖)、赏赐、贮、贪、赈、贩、赊、贷等等。这说明早在汉字形成之前,贝已经作为货币在交换中充当媒介了。这个认识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

 

按照考古学分期,二里头类型早中期文化的绝对年代相当于夏代历史时期。1965年第5期《考古》刊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撰写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简报”说:二里头遗址出土有一定数量的海贝,而且还发现了仿海贝制作的骨贝和石贝。后来,河南陕县七里铺、郑州上街等夏代文化遗址内也发现有仿贝。1986年第4期《考古》刊登的《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一文说:墓9出土海贝70枚,墓11出土海贝58枚,皆置于墓底中部。这两座墓葬年代约当夏代晚期或商代早期。几十枚海贝集中起来埋葬于墓底,这说明海贝已取得货币的资格。《盐铁论·错币篇》说:“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玄贝”是黑色的贝。过去人们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但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海贝确实有染黑的,这证实《盐铁论》的说法可靠。夏代尚黑,贝的颜色不一,天然玄贝珍贵,不是玄色的贝,就把它染黑,这是夏代社会时尚心态的反映。夏代不仅出现了货币,而且出现了专门从事交换工作的商人。商、原本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传说商的远祖名契,契佐禹治水,因功始封于商(今河南商洛县)。商部落畜牧业比较发达,常以畜牧跟其他部落交换。契的六世孙王亥发明服牛(仆牛)技术,开始驾牛车到黄河北岸扩大贸易。在一次贸易中,狄人有易氏杀死王亥,夺走牛车和其他财物。王亥之子上甲微起兵灭掉有易氏,报仇雪恨。这件事情在先秦典籍《易》卦辞和系辞、《世本》、《竹书纪年》、《楚辞》、《吕览》和《山海经》中都有记载。王国维先生发现在殷墟卜辞中称王亥为高祖,祭祀王亥礼仪最隆重,有一次用牛竟达三百头。王亥生活在夏代,“商人”和“商业”之名起源不与夏部落相联系,而与商部落相联系,足见商部落是以专门从事交换闻名的。那么,夏代已出现商人是可信的。

 

夏代既有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玄贝和专供交换的市场,又有专门从事交换,以牟利为已任的商人,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说商业在夏代已经初具雏形,这绝不是无稽之谈。如果保守一些,把古代中国的商业形成推迟到商代早期,在学术界没有疑问。

 

中国的信史从夏禹治水开始,那是公元前21世纪的事情,最早记录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青铜器长篇铭文中。希腊的信史从“荷马史诗”开始。“荷马史诗”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许多民间行吟歌手集体的口头创作,到公元前6世纪才正式写成文字。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有这样的描写:

 

“从兰诺斯岛来了一大批

 

载着酒的船队……

 

其他的希腊人急忙前去购买

 

有的用黄铜,有的用发光的铁,

 

有的用兽皮、牲畜或奴隶。……”

 

这些描写反映出希腊在特洛伊战争(公元前12世纪)时期还处于物与物交换阶段,货币还没出现。在荷马史诗中,我们还可以找到用牛作价值尺度的描写,如讲一套盔甲值九头牛,一名女奴值四头牛。当时希腊可能是用牛作货币的。总之,荷马史诗时代希腊的交换关系不如中国夏代的交换关系发达。

 

或许有人会问:古代中国以玄贝为货币,古代希腊以牛为货币,它们都属于实物货币,以玄贝为货币难道就比以牛为货币先进吗?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中说:“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是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那样,货币是交换的结晶,由于交换的扩大与加深,发展了在商品性质中睡眠着的使用值价与价值的对立。为了方便交易,把这种对立外部地表现出来的需要,要求有一个独立的商品价值形态,从而促使某种商品变成其他商品的等价物——货币。换句话说,那就是货币是在交换过程中,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与其他商品相对立的特殊商品。

 

首先取得货币形态的东西,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并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情况下也不一样。比如工具——斧、刀、镈、牲畜——牛、羊、猪,外来交换品——珠、玉、贝等,都曾取得过货币形态。这种情况,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代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些首先取得货币形态的东西,充当货币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它们当中,以海贝充当货币的时间为最。在古代中国中原地区,从夏商至秦统一,贝币使用长达1300年;在古代中国边地云南,从春秋晚期到明末清初,贝币使用长达2100多年;而两者衔接起来,在古代中国,贝币使用长达3400多年。

 

为什么海贝充当货币的时间最长呢?因为跟其他那些首先取得货币形态的东西相比,海贝天生具备货币的几种职能:第一,海贝光泽绚丽,作为装饰品,深受人们喜爱,有使用值价。第二,海贝有天然单位,既可以一个个分离可数,又可以穿孔串联起来,便于表示商品价格差别。在冶炼金属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海贝的天然单位具有成为货币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三,海贝坚固耐久,在频繁交换中不容易损坏。第四,海贝灵巧,便于携带,转让和储藏。海贝的这些长处,使它在交换的扩大和深入过程中,比牛羊刀斧更适用,所以在古代中国到夏代海贝淘汰牛羊刀斧,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货币。货币的形态可以反映交换水平,使用贝作为货币的交换水平比使用牛作为货币的交换水平要高一些。

 

当然,以海贝作为货币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海贝大小不一样,种类不一致,而且在上古捕捞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得来不容易。所以,在交换进一步扩大时海贝便不能满足需求。于是,人工仿贝出现。以质料划分,有骨贝、蚌贝、珧贝、石贝和铜贝。其中铜贝最为重要。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两座殷商墓共出土3枚无文铜贝。“文化大革命”期间,殷墟西区殷商墓出土2枚无文铜贝。山西保德林遮峪村一座商代后期墓,出土铜贝109枚。这些商代铜贝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金属铸币。在没有发现商代铜贝的时候,人们一直以为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公元前7世纪使用的金银混合、椭圆形货币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实际上,中国人比吕底亚人使用金属铸币要早几个世纪。这有力地证明,商业在中国形成得很早。

 

第二,古代中国商业一开始就是由官府垄断的。商业主要由官办官营是上古中国商业的又一特点。这对后世影响很大。

 

原始社会末期,交换活动都由氏族首领进行。交换数量和交换区域的不断扩大,出门一次要许多时日,甚至长达数年,非常艰苦,而且有生命危险。像殷人高祖王亥就是到河北贸易被狄人有易氏杀掉的。进入阶级社会后,那些高高在上、鄙视劳动的产品所有者——奴隶主,再也不愿像氏族首领那样,亲自东奔西走,从事远距离的商业交换活动了。于是,他们将专门进行交换的活动交给管家——“小臣”,让小臣率领奴隶们去干,而自己遥控操纵。因此,上古中国的商业从一开始就具有“官家买卖”的性质。

 

上古三代——夏、商、周。夏的商业制度缺乏史料,情况不明。商周时期实行“工商食官”制度,见《国语·晋语》。所谓“工商食官”,就是工商奴隶为官府生产商品,从事交换,为操纵工商大权的奴隶主贵族服务;而工商奴隶的衣食由官府供给。这种工商业由官办官营。

 

官办官营的商业性质,在商周时代体现在商业的所有环节上。据《周礼·考工记》讲,周朝国都建设格局是“面朝后市”。侯国都城也仿效这种制度建设。周天子的王宫位于王城中心,市场设在王宫后面,即北面。市场分三个部分:大市居中间,日中交易,商品是奴隶主贵族所需要的奇珍异宝、奢侈品和奴隶。朝市居东面,早晨交易,供往来商旅和官府商贾进行大宗商品批发贸易。夕市居西面,傍晚交易,供小商小贩经销一般平民所需要的东西。市场的设立,主要是为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提供方便。

 

周朝市场管理完全采取行政的办法。市场设立有司市(总负责人、最高管理者);质人(验证书契、管理度量衡);廛人(征收商税);胥师(分区负责人,管辨别货物真伪);贾市(管理物价);司暴(负责禁止斗嚣);司稽(负责捕捉盗贼)等一系列管理市场的官吏。他们的职责是执行交易的禁令,取缔商贾的欺诈,主管货物的供求,征收市廛的税款,评定商品的价格,维持市场的秩序。

 

官府对市场上经营的商品有严格限制,准许卖什么东西,不准卖什么东西,规定得很详细。凡是体现奴隶主贵族身份品级的礼器,如命服、命车、圭壁金璋、宗庙器物,禁止买卖;凡是武器,如弓、矢、剑、戈等,禁止买卖;凡是没有成熟的瓜果谷蔬不许上市。

 

另外,周朝官府对所属商人和外来商人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货物进出门(城门)、关(出国境),都要有“玺节”为凭证。

 

总之,商周时期,官府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对商业实行严格的管理、控制和监督。官办官营的商业占主要地位。

 

在荷马史诗中,我们找不到表示贸易、商业和市场的专门术语。兰诺斯岛的首领欧涅奥斯的载酒船来到码头,许多希腊人带着铜、铁、兽皮和特洛伊俘虏前去换酒。这种交换处在自由状态下,没有官府的管理、控制和监督。

 

第三,古代中国独立、自由的大私商出现很晚,而且给私商自由发展的春天非常短暂。

 

中国商业早在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但是,独立、自由的大私商到春秋后期才出现。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古代中国商业一开始就由国家垄断,官办官营商业占主导地位,私商受到严格限制,很难发展。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交通日益发达,地区之间贸易联系不断加强,然而自春秋时期起,周天子的权威却逐渐衰落,“工商食官”的格局逐渐被打破,私人工商业得以兴起。

 

商业能给统治者提供货贿珍宝,能给政府提供财政收入,也能满足各阶层人民生活的需要,所以列国的统治者都重视商业。例如齐桓公,他捐弃前嫌,大胆任用商人出身的管仲为相。管仲不赞成盐铁全由官府经营,不准百姓插手的政策,允许人们在农闲季节煮盐;允许人们开矿冶铁,但要给官府交税。交税的办法,据《管子·轻重乙》上讲:“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即将生产出来的铁按重量,计算其所得利润,利润的三成交官府。管仲还鼓励对外贸易。他为诸侯国商贾设立客栈,规定:来一乘(一车四马)的,供给本人的饮食;来三乘的,供给马的刍料;来五乘的,供给从人的饮食。这样做的结果,“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再如郑国,郑桓公曾与商人订立盟约。盟约的内容记载在《左传·昭公十六年》下:“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音丐,取也)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意思是:只要私商不背叛公家,公家就不会强买或豪夺商人的财物,不干涉私商的经营,即便商人有值钱的宝物,公家也不过问。由这个盟约看,郑国商人有相当大的经营自由权。

 

正是因为当时列国统治者重视商业,商业得以迅速发展,春秋时期几乎达到农工商并重的地步,所以当时人们衡量一个诸侯国的强弱经常是以农工商三者是否并盛作为标准。《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晋师将攻楚,隋武子进行劝阻,陈述不可伐楚的理由之一是:“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值得注意的是,隋武子竟然把“商”放到了“农”与“工”的前面,足见商业对一个诸侯国的重要。

 

春秋时期是商业自由发展的春天。东周王城洛邑居天之中,周人“巧伪趋利,贵利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那时鲁国人“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宋国更是“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经商形成热潮,身份自由、独立经营的私商大量涌现,是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后期,一个极其突出的现象。私商作为一个很有势力的社会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子贡、范蠡成为他们的杰出代表。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是孔子的学生。《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意思是说,子贡不愿继续当官,辞职后专门经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子贡既学于仲尼……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这就是说,子贡驾御着成队的车马,凭借雄厚的财力跟诸侯结交,所到之处,国君都以迎接贵宾的礼仪款待他。由此可见,子贡是一个富商大贾。

 

范蠡,字少伯,是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复国雪耻的主要谋臣。越灭吴后,范蠡弃官经商,定居陶邑,自称朱公。他采用老师计然的商业理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并且一再散财济贫。范蠡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商人、大慈善家。

 

子贡、范蠡对后世商人影响巨大。“端木生涯、陶朱事业”,是后世商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

 

在古巴比伦,独立、自由的大私商出现至少要比古代中国早1200多年。公元前1762年,古巴比伦王国颁布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从这部法典中,我们得知古巴比伦王国的商人分两类:大商人叫达木卡;小商人叫沙马鲁。有的达木卡为国家或国王服务,是国家或国王的代理商,即官商;但也有达木卡是私商,例如里木新统治时期,一个名叫埃亚达木卡,专门做锡买卖,资本属于私人,向国家交税,这显然是私商。古巴比伦王国不仅允许大私商在国内经商,还允许他们从事对外贸易、放高利贷、甚至贩卖奴隶。法典中有35条与达木卡活动有关的规定,其中有30条是关于达木卡从事借贷活动的。如第102条规定:“倘达木卡以银贷与沙马鲁而不计利息,而沙马鲁于所至之处遭受损失,则彼应以全部本金归还达木卡。”同时,这条款也说明,沙马鲁是小私商,自己经营商务。总之,古巴比伦王国给予大小私商以相当自由的活动空间和时间。

 

反观古代中国统治者,他们没有给大小私以相当自由的活动空间和时间,尤其是时间,古代中国商业自由发展的春天十分短暂。春秋时期,列国统治者允许商业自由发展,春秋一过,到战国中期,商鞅就在秦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标志着古代中国商业自由发展的春天即将结束。

 

为什么古代中国商业自由发展的春天十分短暂呢?

 

因为古代中国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游商蓄贾采取囤积居奇的恶劣手段,残酷地剥削农民,侵袭农业,掏空了列国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威胁着列国君主的统治。《管子·国蓄》上说:“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商,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意思是,蓄贾游商丰年谷贱,大量收购囤积,待到荒年青黄不接,政府急征赋税时,高价出售,国家管不了,商人们成百倍地赚钱。其结果,“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国君以货币形式征税,而各种财物价格被商人压低一半,实际上是一半财物被商人征去。所以《管子·轻重甲》上说:这样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管子》一书中反复讲这个问题,这说明,在齐国商人对齐国君主的统治构成巨大威胁,在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卫国商人吕不韦将囤积居奇的商业谋略由经济领域伸向政治领域,从贩运货物进而买卖国君,终于窃取了秦国的权柄。虽然这在历史上是特例,但这个特例只能发生春秋战国这个允许商业自由发展的春天里。吕不韦当政后,企图改变秦国的抑商政策。他褒奖大牧主乌氏倮,令与封君相比;他礼遇挖丹砂致富的巴蜀寡妇清,为其筑“女怀清台”。但是,秦王赢政亲政后,罢黜吕不韦,打破了商人企图跟地主争夺统治权的梦想。秦统一全国以后,全面推行抑商政策,对春秋战国时期侵蚀封建经济破坏农业生产的商业资本进行了总清算。允许商业自由发展的春天就这样匆匆过去了。

 

第四,古代中国的市场交换比中世纪的西欧发达。因为中世纪西欧实行庄园制,其经济单位远远大于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大部分生产和生活用品可以在庄园内解决,不必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而中国农民家庭仍然需要以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去换那些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尤其是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如犁、锄等。

 

一般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发达,是资本主义的前提。然而,在古代中国,无论其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怎样发达,却始终不能动摇封建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是由古代中国传统的市场模式造成的。古代中国的商品市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城市市场;另一类是乡村墟集市场。城市市场处于封建官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其主要功能是满足皇室、贵族、官僚、绅士的享受消费,而不是供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只有城市手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的交换,才能为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乡村墟集市场狭小,分散,处于相当封闭的状态,它只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

 

第五,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思想、重农抑商政策占据着统治地位。商业始终不能按照其特有的规律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而是受到种种封建主义枷锁的羁绊,举步维艰。这是古代中国商业发展最为突出的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是基础薄弱和生产力不高的简单再生产。要保证再生产过程顺利地进行,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变易;是保守,而不是革新。生产的不断变革,社会关系的不断动荡,都与封建生产关系的根本要求相违背,都与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相抵触。中国封建统治者早就看出商业是引发变革的起点,是造成社会动乱的根源。所以,“重农抑商”是他们历代沿袭的基本国策,企图以此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维护传统的一切社会关系,并使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墨守陈规。

 

历代封建统治者行使抑商政策的主要手段有三种:第一种是禁榷制度,就是用法律形式把销售量最大、利润最高的一些工商业完全垄断在政府手中,实行官营,禁止私营。西汉政府首先实行盐铁专卖,后来又扩大到酒、茶、矾、香药宝货等。实行这个政策的实质是把最容易赚钱的买卖掌握在封建政府手中,不允许私商经营,防止私商迅速发财致富。第二种是土贡制度。所谓土贡制度,就是将统治者所需要的大量奢侈消费品,越过商业买卖程序,越过公开市场,而以任土作贡的方式,直接向人民索取。土贡范围广泛,无所不包,从宗庙祭品、军旅装备到服饰玩物、瓜果蔬菜、珍禽异兽、花鸟鱼虫等等,只要统治者需要,都在上贡之列。实行这个政策的实质,是把私商排挤于最大的主顾和最广阔的市场之外,以减弱私商对农业和手工业的促进作用。第三种是官工制度。所谓官工制度,就是对土贡仍不能满足统治者奢侈需要的部分物资,由官府自设作坊或工场直接生产制造,如织染、陶瓷、军器工业,等等。实行这个政策的实质,是割断工商之间的产销衔接,尽量缩小私商经营范围,使其不能无限制地自由发展。

 

抑商政策,主要抑制的是中小私商,相反地,却使那些官商合流的权贵富豪从中获利发财。官吏经商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旧唐书·王处存传》记载:王处存的父亲王宗历任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宗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者。”宋初丞相赵普,“广殖资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商人出资得官入仕途的更多,如唐高宗时,安州人彭志筠,献出绢布三万段助军费,被赐奉议郎名号。到唐代中期,“富商豪买,尽居缨冕之流”(辛替否《陈时政疏》)。商人加官势,赚钱更容易。然而,这种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在古代中国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三位一体最稳妥,自由独立的大商人是站不住脚的。商人把赚来的钱不是用来扩大商业,而往往是买田置宅。

 

总之,重农抑商政策堵塞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道路,窒息了商品经济应有的活力,扼杀了商品经济变化的动力,从而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发展迟缓,甚至停滞不前的状态。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它很难凭借自身积蓄的力量突破厚实的封建冻土。

 

与古代中国江河流域沃野千里的景象不同,古代希腊呈现出多山、多石、多岛屿的特色,平原很小,错落山间,而且壤土贫瘠,可耕地稀少。由于农业生产条件恶劣,陆上交通不便,古希腊人很早就致力于发展海上交通,把手工业品运到海外换取粮食,所以商业贸易十分发达。从事海外贸易,既辛苦又危险。古希腊也曾存在过轻视工商业的传统,但经过梭伦改革,为解决地少人多,农业生产不足的问题,轻视工商业的旧传统被打破了,鼓励工商业发展成为基本国策。那时候,雅典的陶器开始远销到地中海和黑海各地。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雅典开始发行铸币。进入古典时期,希腊的手工业和商业更加活跃,邦际和海外贸易更加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丰富了希腊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稳固和发展了古希腊的城邦政体。工商业是古希腊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古希腊非但不抑制商业,而且鼓励商业。

 

以上,笔者对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进行了粗浅的探讨,疏漏舛误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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