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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问题,产生于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之际,是腐败的晚清政府留给中国人民的一个“世纪之痛”。山东问题,实质上是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问题,它直接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成为20世纪初期国人关注的焦点。

山东问题从产生到解决,经过四分之一世纪,历经两次大型国际会议,其间进行了数不胜数的艰难曲折的外交谈判,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一场“马拉松”外交,是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活动的典型个案。

一、山东问题的由来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早对胶州湾垂涎欲滴,1897年11月借口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派兵强占胶州湾。次年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规定:清政府将胶州湾租与德国,租期99年,租期内胶州湾由德国管辖;清政府允许德国在山东建筑由青岛到济南的两条铁路,并允许德国在铁路两旁30华里内开矿;今后在山东开办任何事业,如需用外人、外资和外国器材,德国有优先承办权。这一条约,使胶州湾成为德国的租借地,山东成为其势力范围。1899年德皇下令租借地的新市区定名为青岛,只许欧洲人居住;当时中国报刊有的称青岛,有的称胶州。

二、一战中的山东问题

一战爆发后,日本乘德国忙于欧战,从其手中夺取胶州湾。1914年8月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出兵山东,占领胶济铁路和青岛。日本为使其对青岛的占领合法化和进一步在山东攫取更多的特权,于1915年1月向袁世凯递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内容共分5号,第1号是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文,要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还增加筑路通商的特权。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在北京签字,其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文件有《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山东省事项之换文》、《关于山东开埠事项之换文》等。至此,日本军事侵略占领山东的既成事实,通过外交途径合法化了,山东正式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日本虽占领山东,但仍担心中国在欧战结束后向将来的国际联合机构申诉,从而使自己在山东的侵略特权丧失。为此,日本利用1918年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的机会,诱使中国同日本达成两国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中国换文中引用一句外交术语:“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予以同意。”这个“欣然同意”的换文成为日本后来在巴黎和会上向战胜各国列强表明中国并不是被迫承认山东问题的根据,也使中国失去了提出申诉的理由。另外,在山东问题换文前,1917年初日本曾同英、法、俄、意四国达成秘密谅解的协议:四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负责使中国对德宣战。这一协议也成为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拒不退还山东的依据之一。

三、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收回日本大战时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等要求,但日本以武装占领的既成事实和中国曾有“欣然同意”的换文为借口,蛮横坚持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三国会议在不考虑中国利益的情况下,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让给日本,并将有关条款列为对德《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三条。中国代表几经交涉,毫无所获,至此,日本夺取的山东权益被明文规定下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在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的强烈要求下,拒签和约。

四、华盛顿会议上的山东问题

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在美国的倡议下召开。中国代表向大会提出山东问题,在英美建议下,山东问题由中日在会外交涉解决,英美派代表列席中日之间的交涉。在英美代表的斡旋下,1922年2月中日两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附约》,规定胶州湾租借地由中国收回,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

五、山东问题的最后解决

华盛顿会议后,中日两国根据《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的规定,就具体交接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1922年12月10日,日本将青岛一切行政权移交中国。与此同时,山东其他地方的日占权益也得到部分收回。1923年1月1日,中国以4000万日元赎回胶济铁路及支线并一切附属财产。3月12日,中国以600万元赎回胶州湾沿岸日本人所占盐田及盐业公司。此外,青岛海关、青岛-济南无线电台、青岛沿线电报、电话的全部权益、青岛-佐世保海底电线的一半权益以及煤、铁矿山的部分开采权等,相继在规定期限内由中国政府收回。

山东问题至此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但日本在山东仍保留许多经济和政治特权,这种特权给近代山东带来不尽的灾难,后来济南“五三惨案”的发生就是一个血证。从山东问题的产生直至最终并不圆满地解决,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弱国无外交”的含义。要使中国免遭欺侮,只有增强自身的实力,这个道理在当代国际社会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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