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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课 杨振宁:合璧中西科学文化的骄子

教学提示

 

和前面几部传记相比,这篇作品的文体比较简单,其实这是一篇“人物小传”。由于这种文体很实用,适合中学生模仿学习,不妨把“人物小传”的写作作为一个教学目标,即可以考虑布置相关的作文,要求学生收集某个人物的素材,练习写一写小传。

 

人物小传一般不可能像其他传记形式(比如史料性传记、评传、自传,等等)那样细致地记录与表现传主的生平事迹,也不注重对传主心理、性格的细致刻画,更不可能像文学性传记那样做许多艺术渲染,其任务主要是提供传主的生平事业轮廓。一般只需要将传主主要的经历和他的人生特色提示出来即可。不过,小传也可以充分表现不同的写作艺术和风格。这篇杨振宁的小传除了叙述传主的生平事业,很重要的特色是强化传主的某种精神指向。杨振宁的成功可能有多方面原因,他的事迹也非常丰富,这篇小传则重点突出杨振宁如何“合璧”中西科学文化,把这一点作为贯串全篇的主线。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关注这一点。要求学生明白这篇小传篇幅有限,不可能铺开叙述传主的事迹,而是围绕杨振宁“合璧”中西文化这一主线,选择材料也就以主线展开的需要为主,结构非常紧凑,传主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的“方向”很明确,加上叙事中常常穿插一些能抓住人物性格、心理特征的细节描写,给人印象颇深。

 

因为杨振宁是学生比较熟悉的科学家,学生可能对他的传记有比较强烈的阅读期待。指导阅读时,建议把“科学家的素质”以及“中西文化结合对于科学家成长的重要性”作为关注点,并且从中引发讨论的话题。这些话题的设计可以参考教科书上的题目(“思考与探究”的二、三题),也可以再放开一些。比如,谈到“科学家的素质”,可以引发对于科学的尊崇、强烈的兴趣、求知欲、追求真理的精神,以及严谨的态度等等的讨论。关于“中西文化结合”的话题更丰富,但最好能集中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这可能对那种忽视本土文化的错误倾向更有针对性。

 

这里选录了两篇文章,一是杨振宁的《父亲和我》,回顾了作者的“家学”背景和青少年时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经历,更多的还谈到父子亲情,从中可以了解杨振宁的“文化情结”。另一篇是1985年杨振宁的一次谈话记录,题为  《创造与灵感》,涉及科学、艺术、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等诸多领域,大都是值得当代青年关心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还是如何“成才”的问题。这两篇文章选录可以丰富我们对杨振宁人生成功经验的认识,也为我们指导学生阅读杨振宁的小传提供某些背景材料。

 

总之,在学习杨振宁的科学精神以及文化观点的同时,最好处处都能引向同学们现实的学习生活,让学生从成功者身上获益。当然,传记后半部分所归纳的杨振宁取得成功的几方面经验,对于学生的学习以及人生方向都有指导意义。

 

 

 

思考与探究

 

第一题是引导学生整体把握文章内容,并了解这篇小传的写作特点。课文的主线是杨振宁如何“合璧”中西文化,取得事业的成功。主要有三方面的材料来表现这一点:一是家庭的熏陶,这里既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有从父亲那里获得的关于现代数学的启蒙指导;二是当时最高学府西南联大的优良教育,虽然生活条件很差,但杨振宁在这里接触到了当时中国物理学最顶尖的学者的教诲,这些教授大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三是到美国求学,获得了费米教授和泰勒教授的赏识和指导。

 

第二题引用了课文中的一句话:“杨振宁好比一棵树,在西南联大扎下了根,在芝加哥大学长出了繁茂的枝叶。”要求说说这句话的含义。可以引导学生从中外文化融合以及青年人的文化修养等角度来思考。

 

可以这样理解:杨振宁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受益者。在西南联大的学习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在诸多知名教授的悉心培养下,他了解了当时世界物理学的最新发展,在知识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中国传统的重整合、重演绎的思维方式,使他能够把数学问题和物理问题联系起来。到了芝加哥大学,他又接受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在这里,他学会了实验验证的方法,学会了讨论和辩论的学习方式,有效的发展了自己的创新性思维。可以说,西南联大夯实了他的知识基础,而芝加哥大学则带给他灵活运用这些知识的更有效途径。这二者结合起来,最终能够使杨振宁能够做出突出的贡献,结出丰硕的果实。

 

第三题要注意联系学生的实际,最好每个同学都能结合自身的情况,对照杨振宁青少年时期“打底子”的经验,包括“抓住机遇”“扬长避短”“中西合璧”等几个方面的经验,看哪一点对自己最有启发。

 

 

 

参考资料

 

一、父亲和我(节选)(杨振宁)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相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笔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照的,衣着、神情都已进入了20世纪。父亲相貌十分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相片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史坦福大学,1924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40多年以后我在访问史坦福大学时,参加了该校的中国同学会在一所小洋楼中举行的晚餐会。小洋楼是20世纪初年因为中国同学受到歧视,旧金山的华侨社团捐钱盖的,楼下供中国学生使用,楼上供少数中国同学居住。六十年代这座小楼仍在,后来被拆掉了。那天晚餐有一位同学给我看了楼下的一个大木箱,其中有1924年史坦福大学年刊,上面的Chinese Club团体照极为珍贵。其左下角即为该小楼19231924年的照片。木箱中还有中国同学会1923年秋的开会记录。

 

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3000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背《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联,坤六段,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等等。

 

父亲少年时候喜欢唱京戏。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16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9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7子。

 

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30年代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

 

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8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枝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读书教学四十年》中第112页写的。里面所提到的“在园里到处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园附近。那时西北起自今天的校医院、近春楼、伟伦中心,南至今天的游泳池和供应科,东至今天的静斋,北到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河以南的建筑,当时都还没有兴建,整块都是一大片荒地,只有一些树丛、土山、荷塘、小农田和几户农家,那里变成我们游玩的好地方。

 

我读书的小学成志学校,现在是工会。自1929年起我在这里读了4年书。我每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出发,沿着小路向南行,再向东南走,爬过一个小土山便到达当时的清华园围墙,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到成志学校。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20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另外一条我常常骑自行车走的路是自家门口东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当时的校医院(即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桥。每逢开运动会,我就骑自行车沿此路此桥去体育馆,和成志学校的同学们组织拉拉队呐喊助威。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9岁至10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年级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时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 and EM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HHardyPure MathematicsETBellMen of Mathematics给我看。他和我讨论set theory、不同的无限大、the Continuum Hypothesis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40年以后在Selected Papers1945-1980with Commentary(Freeman and Company1938)74页上我这样写道:

 

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1年秋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他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1997年为了庆祝吴先生的90寿辰,邹祖德和我写了一篇文章,用群论方法计算C60的振动频率。C60是一个对称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论讨论最合适。(有这样高度的对称的分子不仅在1941年吴先生和我没有预料到,在1983年我写上面的那段话时也还没有任何人预料到。)

 

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杨振汉曾这样描述1945年夏抗战时我家的情形:

 

1945年夏,大哥获取了留美公费,将离家赴美国读博士。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艰苦和漫长的抗日战争看来即将过去,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也将结束。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姊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

 

抗战胜利至今已51年了,父亲、母亲和振复(振宁注:振复是我们的五弟,1937年生,1985年卒)。均已长眠于苏州东山。回忆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

 

我还记得19458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原载1988317日《文汇报》“笔会”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