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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繁荣,都城东京人口密集,而且流动性很大,市民消费空前活跃,导致城市社会秩序混乱。为此,北宋统治者从多方面加强对东京城社会秩序的治安管理。

关键词:北宋;东京;社会秩序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农业、手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导致城市商品经济活跃,东京的娱乐生活和活动场所增多,原有的坊市制管理趋于崩溃,厢坊制应运而生。东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治安情况,社会秩序混乱,北宋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加以管理。本文拟就对这种情况进行具体阐述,以祈专家学者指正。

一、商品经济活跃

北宋时期,东京城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店铺、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有来自各地的粮食、水产、牛羊、果品、酒、茶、纸、书籍、瓷器、药材、金银器、生产工具等,还有来自日本的折扇,高丽的墨料和大食的香料等。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了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夜市到三更为止,五更时,晓市又开始了。在热闹之处,买卖甚至通宵达旦。交易额最大的是金、银、彩、帛等。

城内另有固定的市场和定期集市。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万姓交易,规模很大。寺内交易的商品从日常用品到奇异珍宝、异兽,无所不有。市内还出现了“瓦子”,里面有勾栏、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活动的中心。

就拿东京的夜市来说。在东京城内当时形成了两处较大的夜市,一是御街上的州桥夜市,它自州桥南去至朱雀门直至龙津桥。在《东京梦华录》中专门有一条目,即“州桥夜市”,可见它的重要。州桥夜市主要卖杂嚼之类的食物。“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熬肉、干脯。王楼前卖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膳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 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元冷子……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会、煎夹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1]  

二是马行街夜市,在土市子北。“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 [2]“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闐拥,不可驻足,都人谓之‘里头’”。[3]这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胡饼、和菜饼、獾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州子姜豉、抹脏、红丝水晶脍、煎肝脏、蛤蜊、螃蟹、胡桃、团子、盐豉汤之类。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4]

除这两处较大的夜市外,在许多街巷都有夜市。如离州桥不远的朱雀门外街巷,其“街心市井,至夜尤盛”;[5]“自土市子南去铁屑楼酒店、皇建院街、得胜桥郑家油饼店,动二十余炉,直抵太庙街、高阳正店、夜市尤盛”。[6]而在城内的“坊巷桥市,皆有肉案,……至晚即有澳爆熟食上市”。[7]

在逛夜市的人当中,除了男性市民和妓女之外,也不乏夜游的仕女。“则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8]“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向晚,一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9]

不同的各类市场,丰富了都市的娱乐生活,这也是前代少有的。每当佳节来临,更是全城同庆,热闹非凡。

其中瓦肆是东京市民娱乐的主要场所。其中表演的有杂剧、曲艺、傀儡戏、影戏等。当时东京的瓦子主要集中在朱角楼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10]另外,还有旧曹门街的朱家桥瓦子,大内前汴河大街西的保康门瓦子,大内西、出梁门西去的州西瓦子,“南自汴河岸,北抵梁门大街亚其里瓦,约一里有余”。[11]旧封丘门外的州北瓦子,新封丘门大街西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12]这些地方都是固定的演出场地,除此之外,又有因节日而临时搭起的乐棚、露台。

东京的妓馆也是市民活动的组成部分。从旧城到新城,几乎每一条街坊都有,比较集中的有十几处,有的甚至整条街巷都是妓馆。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对妓馆的记载,随处可见。当时在开封府有专门的妓女户籍,称为妓籍。宋人陶谷《清异录》卷上记载:“今京师鬻色户将及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货,进退恬然,遂成蜂窠巷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

西大街,又叫曲院街,向西去则是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朱雀门外,东去大街,除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也是妓馆。旧曹门外之南斜街、北斜街,两街有妓馆;旧曹门外牛行街、下马刘家药铺、看牛楼酒店,亦有妓馆,一直抵新城。另外,城西金明池西边的道者院,院前也是妓馆。这些地方是妓女栖身和活动的主要场所,同时酒楼也是妓女们常出的地方。

东京诸酒店,必有庭院,郎钰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命妓歌笑,各得稳便。宣和年间大名鼎鼎的丰乐楼,“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13]又有下等妓女常聚于此。

由于北宋东京城市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市民娱乐活动的频繁,旧有的城市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社会秩序混乱

东京作为人烟浩闹之地,人物凑集,作为百端,流氓无赖,横行于街巷之中,滋扰生事。一些游手好闲之徒设立美人局,娼优为诱饵,引诱浪荡子弟,趁机诈取钱财;至于“京城无赖辈相聚捕搏,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14]者更为严重,如此等等,不可胜数。

繁华的商业区,公共秩序也是十分混乱,一些商贩买卖货物,以假充好,骗取钱财,被群众所痛斥。依靠商业为生的牙人也遍及全城,他们勾结官吏,侵渔百姓,哄抬物价,走私漏税,滋扰市场。一些官吏也常借助权势发财,他们相互勾结,在东京城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有的武装走私,偷税漏税;有的贱买贵卖,牟取暴利。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九元祐五年冬十月庚戌条记载:“青州王安礼遇滥不法,及买丝配机户织花隔织,妄作名目,差人般担,偷谩一路商税,上京货卖,赢利入己等事,已蒙朝廷行遣推治。”另外,商业区比比皆是的茶楼、酒肆则为无技无能、好吃懒做的闲人提供了生存娱乐的场所。

此外,茶馆、酒楼为了招揽生意,公开在店内安置妓女,以吸引顾客。安置妓女的茶馆,当时称为“花茶坊”。大的酒店有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槽面,以待酒客呼唤,看上去宛若神仙。一般酒店则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15]由于安置了妓女,便有一些浪荡子弟,为妓女而来,追欢买笑,搞得茶楼酒肆乌烟瘴气,一片混乱。

勾栏瓦子作为娱乐场所,也成为“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16]纨绔子弟、市井无赖、闲散军卒,聚集于此,滋扰之事频频发生。

由于东京城内存在大量的无业游民,再加上一些逃兵、无赖等亡命之徒,组成不少团伙,形成了东京的地下黑社会。使得恶性案件频频发生,拐骗儿童,沟渠中奸污妇女,浴堂中杀人卖肉者,比比皆是。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七月时,“开封府言捕得逃卒张兴等,常集同类匿内城前渠中,谓之无尤洞,请修闭京城里外渠口”[17]这个建议,曾经得到北宋朝廷的认可。陆游也曾记载:“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尤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18]王岩叟知开封府时,“都城群偷所聚,谓之‘大房’,每区容数十百人,渊薮诡僻,不可胜究。岩叟令掩捕撤毁,随轻重决之,根株一空。”[19]由此可见,有些团伙之大,令人生畏,所谓“根株一空”,只是暂时的现象,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

此外,开封府僧寺道观众多,其中不乏奸邪之徒。据《罗湖野录》卷一载,仁宗时,贾昌朝曾上奏:“京师僧舍多招纳亡赖游民为弟子,或藏匿亡命妖人,乞自今皆取乡贯保任,方听收纳。” 更有一些僧人乘游人烧香拜佛之机,拐骗姿色女子入暗室玩弄。

三、东京社会秩序管理

面对如此混乱的社会秩序,北宋政府加强了对东京社会秩序的治安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架斗殴行为的管理

打架斗殴属于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北宋政府作出了严格的法律规定。据《宋刑统》的卷二一、二二、二三 、二四《斗讼律》的内容,大致有以下三点。

斗殴的一般处罚情况。

“诸斗殴人者,笞四十。[谓以手足击人者]。伤及以他物殴人者,杖六十。[见血为伤。非手足者,其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伤及拔发方寸以上,杖八十。若血从耳目出及内损吐血者,各加二等。”

《议》曰:“相争为斗,相击为殴。若以手足殴人者,笞四十。注云:谓以手足击人者。举手足为例,用头击之类亦是。伤谓手足殴伤,及以他物殴而不伤者,各杖六十。注云:见血为伤,谓因殴而见血者,非手足者,即兵不用刃亦是,谓手足之外,虽是兵器,但不用刃者,皆同他物之例。”“谓他物殴人,伤及拔发方寸以上,各杖八十。方寸者,谓量拔发无毛之所,纵横径各满寸者。若方斜不等,围绕四寸为六寸。若殴人头面,其血或从耳、或从目而出,及殴人身体,内损而吐血者,各加手足及他物殴罪二等。其拔发不满方寸者,止从殴法。其有拔鬓,以准发为坐。若殴鼻头血出,止同伤科。殴人痢血,同吐血例。”

律文又规定:“诸斗殴人折齿、毁缺耳鼻、眇一目及折手足指,若破骨,及汤火伤人者,徒一年。折二齿、二指以上及髡发者,徒一年半。”

《疏议》曰:“因斗殴人而折其齿,或毁破及缺人耳鼻,及毁缺人口眼亦同。眇一目,谓殴眇其目,亏损其明而犹见物者。及折手足指,若因打破骨而非折者,及以汤若火烧、烫伤人者,各徒一年。若汤火不伤,从他物殴法。若折二齿、二指以上,称以上者,虽折更多,亦不加罪。及髡截人发者,各徒一年半。其髡发不尽,仍堪为髻者,止当拔发方寸以上,杖八十。若因斗髡发,遂将入己者,依贼盗律:本以他故殴击人,因而夺其财物,计赃以强盗论。以铜铁汁伤人,比汤火伤人,如其以蛇、蜂蜇人,同他物殴人法。若殴人十指并折,不堪执物,即是二指废,从笃疾科,流三千里。”

第二,以下犯上殴打行为的处罚。如殴皇帝、殴制使刺史县令、良贱相殴、奴婢殴詈主并过失杀等,这些规定反映了当时森严的等级观念。如“殴制使刺史县令”条规定:“诸殴制使、本属府主、刺史、县令,及吏卒殴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徒三年,伤者流两千里,折伤者绞。若殴六品以上官长,各减三等。减罪轻者,加凡斗一等,死者斩。詈者各减殴罪三等。即殴佐职者,徒一年,伤重者,加凡斗伤一等,死者斩。”又如“良贱相殴条”规定:“诸部曲殴伤良人者,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若奴婢殴良人折跌支体及瞎其一目者绞,死者各斩。其良人殴伤杀他人部曲者,减凡人一等,奴婢又减一等。若故杀部曲者绞,奴婢流三千里。即部曲、奴婢相殴伤杀者,各依部曲与良人相殴杀法。”

第三,斗殴中出现的过失杀伤、误杀伤或戏杀伤等情况的处罚规定。

如“过失杀伤”条规定:“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依赎论。注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属皆是。”又如“误杀伤”条规定:“诸斗殴而误杀伤旁人者,以斗杀伤论,止死者减一等,若以故僵仆而致死伤者,以戏杀伤论。即误杀伤助己者,各减二等。”《疏议》曰:“斗殴而误杀伤旁人者,假如甲共乙斗,甲用刃,杖欲击乙,误中于丙,或死或伤者,以斗杀伤论,不从过失者,以其元有害心,故各依斗法。止死者减一等,流三千里。仰谓之僵,伏谓之仆。谓共人殴打,失手足跌而致僵仆,误杀伤旁人者,以戏杀伤论。别条戏杀伤人者,减斗杀人二等。谓杀者徒三年,折一支者徒二年之类。即误杀伤助己者,各减二等。假如甲乙殴共丙,其甲误殴乙致死,减二等,伤减二等。或僵仆压乙杀伤,减戏杀伤二等,杀乙从戏杀减二等,总减四等,合徒二年。若压折一支,亦减四等,徒一年。是名各减二等。”

(二)盗窃行为的治安处罚

在《宋刑统》的“贼盗律”条中,有关对盗窃行为的处罚如下。

第一,盗窃不同物品行为的处罚,如盗大祀神御物、盗毁天尊佛像、盗官私马牛以及发冢的行为。“盗大祀神御物”条的规定:“诸盗大祀神御之物者,流二千五百里。[谓供神御者,帷帐、几杖亦同]。其拟供神御,[为营造未成者]。及供而废阕,若飨荐之具已馔呈者,徒二年,[飨荐谓玉币、牲牢之属,馔呈谓已入祀所,经祀官省视者]。未馔呈者,徒一年半,已阕者杖一百。[已阕,谓接神礼毕]。若盗釜、甑、刀、匕之属,并从常盗之法。……诸盗宫殿门符、发兵符、传符者,流二千里,使节及皇城、京城门符,徒三年,余符徒一年,门钥各减三等。盗州镇及仓厨厩库关门等钥,杖一百,县戍等诸门钥杖六十。”可见,依据所盗物品的性质不同、作用不同,所制定的治安处罚办法也不同。

第二,采取不同手段而实施盗窃行为的治安处罚。如恐吓取人财物、故烧人舍屋因盗财物等行为。在“故烧人舍屋因盗财物”条中有:“诸故烧人舍屋及积聚之物而盗者,即所烧减价,并赃以强盗论。”《疏议》曰:“贼人奸诈,千端万绪,滥窃穿窬,触途诡谲,或有烧人舍屋及积聚之物,因及盗取其财,计所烧之物减价,并于所盗之物,计赃以强盗论,十匹绞。”

(三)制造谣言、进行诬告以及聚众扰乱治安行为的处罚

北宋政府规定:“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诃察甚严。故奸轨不逞之民,无以动摇愚俗,间有为之,随辄报败。”[20]北宋政府还下令指示在东京城内大书标语,禁止夜聚晓散,有告发者予以重赏,从重严惩为首之人。

对于诽谤时政的行为,北宋政府严加督察。仁宗宝元年间,东京社会上有人制造“谶忌之语,疑似之文,或不显姓名,暗贴文字,恣行毁谤,以害仇嫌”。北宋政府还诏令开封府和御史台“常切觉察”。仁宗熙宁初年,有“奸妄之人”诽谤时政,动摇众情,传惑天下,甚至伪造诏书印刷出版,在开封贩卖,官府立即做出查禁处理[21]

对于有碍于东京社会治安的结社、聚众集会等民间群众性活动,北宋政府下令严加禁止。如规定:不准结集社众练习武艺,违者,教师,为首之人徒二年,其余各杖一百;僧道以外的人不准结集经社,不准聚众布道,违者杖一百;连聚众竞渡也要处一年徒刑。另据《宋刑统》记载,“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故杀伤一等,因失财物者,坐赃论。其误惊杀伤人者,从过失法”。《议》曰:“有人在市内及聚众之处,故相惊动,为诳言有猛兽之类,令扰乱者,杖八十。若因扰乱之际,而失财物,坐赃论。如是众人之物,累并倍论。并倍不加重于一人失财物者,即从重论。因其扰乱杀伤人者,减故杀伤一等。惊人致死,减一等,流三千里,折一支,减一等,徒三年之类。其有误惊,因而杀伤人者,从过失法收赎,铜入被杀伤之家。”[22]

此外,《宋刑统》中还有对散布鬼神、灾祥、瑞应等行为的治安处罚。

“诸造祆书及祆言者绞,[造,谓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顺者]。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传,谓传言;用,谓用书]。其不满众者流三千里,言理无害者杖一百。及私有祆书,虽不行用,徒二年,言理无害者杖六十。”《议》曰:“造祆书及祆言,谓构成怪力之书,诈为鬼神之语,休谓妄说他人及己身有休征,咎谓妄言国家有咎恶,观天画地,诡说灾祥,妄陈吉凶,并涉于不顺者绞。”“传用以惑众者,谓非自造,传用祆言、祆书,以惑众三人以上,亦得绞罪。注云:传谓传言,用谓用书。其不满众者,谓被传惑者不满三人。若是同居,不入众人之限,此外一人以上,虽不满众,合流三千里。其言理无害者,谓祆书、祆言虽说变异,无损于时,谓若预言水旱之类,合杖一百。及私有祆书。谓前人旧作,私里相传,非己所制,虽不行用,仍徒二年。其祆书言理无害于时者,杖六十。”[23]律文又有“诈为瑞应”条,“诸诈为瑞应者,徒二年。若灾祥之类,而史官不以实对者,加二等”。《疏议》曰:“瑞应者,陆贾云:瑞者,宝也,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其瑞应。条疏具在礼部之式,有大瑞,有上中下瑞。今云诈为瑞应,即明不限大小,但诈为者,即徒二年。若诈言麟凤龟龙,无可案验者,从上书诈不以实,亦徒二年。若灾祥之类,灾谓祲沴,祥为休征,史官不以实对者,谓应凶言吉,应吉言凶,加二等,徒三年。称之类者,此外有善恶之事,敕问而史官不以实对者,亦加二等。”[24]

注 释:

[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8]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脱脱.宋史(卷三百四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0]脱脱.宋史(卷一百九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1]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6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2]窦仪.《宋刑统》(卷二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3]窦仪.《宋刑统》(卷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4]窦仪.《宋刑统》(卷二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7

作者简介:杨瑞军(1976–),男,陕西兴平人,首都师大历史学院宋史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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