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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1  边 际2

(1.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2.历史教学编辑部,天津 300051)

[关键词]阎步克,访谈录,察举制,宫阶制,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K24 C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5)03-0005-06

采访时间:2004年12月20日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边际,历史教学编辑部。

编者手记:阎步克谈自己的学术道路心平气和不事张扬,他淡化了自己刻苦用力的一面。上个世纪史学界偏重古代史研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状况不知梳理了多少遍,要想再出成果比较困难,但是,他做到了,其中的枯燥和艰辛不是一般人能忍耐的。史学研究不仅仅靠天分,更重要的是勤奋加思考。其中的乐趣也只有那些爱思考的人所自知。

去年年底,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由吴宗国主编了一本《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阎先生撰写了其中两章。这本书讲清了很多问题。建议中学教师将此书置于案头常读。

问:阎老师是1978年考入北大历史学系的想问问您是不是很早就很喜欢历史?为什么选择历史学的道路呢?

答:不完全是这样。我少年时学习成绩一般,没形成特别的爱好少年时曾喜欢读科普书,像《十万个为什么》《我们看科学》等等,特别是科幻故事留下的美妙感觉,至今历久弥新。但小学5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学校就停课。我们年纪小,没卷入红卫兵运动,那几年几乎就是呆在家里玩。那段日子,对革命风暴中的父母来说是动荡而艰难的,而我们孩子们反倒有幸享受另类的“快乐”。我每天忙于捉蟋蟀,喂着一群鸡,还养了一只黑猫,还装过矿石收音机什么的。课本都丢在角落里任其尘封了。在“破四旧”的运动中,家里的书烧掉了很多。后来终于复课了,我们被领进一所中学,入学就算初二学生;至今印象很深的是,进了中学校门后,眼前的那座教学楼没几块好玻璃,都是“武斗”砸碎的!复课后的课堂上也乱哄哄的,整天也就是开会、学习、游行、大批判什么的。比如“九大”闭幕了,我们就举着红纸糊的火炬灯笼,在大街上游行庆祝了一整夜。少年时没读什么书,培养兴趣也就无从谈起了。

后来我下乡、入伍,1978年5月复员进了沈阳鼓风机厂,7月份参加了高考。那时对高考毫无了解,只是想壮着胆儿“蒙一把”,碰碰运气罢了。高考对我们那批人来说,几乎就是最后的机会了,有个说法是“末班车”。当时报的专业是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因语文的考分很低,所以是被历史系录取的。若有条件的话,本来也许会考理工科。但那年都24岁了,得考虑生计问题。由于根本没有数理化基础,所“只能现实点儿,选择文科吧。

有时候学生问我“治学道路”,这样的问题总令我尴尬,只能回答说自己的个人治学经历不足为训。我的中学是先后在沈阳四十中学和三十八中学念的,这两个学校当时都不开历史课,所以大学之前我一天历史课也没上过。高考时只是靠着背熟了一份几十页的复习材料而已。屈指算起来,在跨进北大校门之前,学过的文言文只有三篇:《愚公移山》《方腊起义》和《中山狼传》,而且都是节选。“文革”时的中学课本,就是如此。对大学历史学习来说,这基础实在太薄弱了。大学本科的很 多时间,其实是在补中学的课。我身体孱弱,一向不怎么健康,看书稍久了就觉得疲惫不堪。本质上又是个疏阔懒散的人,喜欢看闲杂书,却厌倦高强度的艰苦学习。所以,学生时的知识积累和专业训练是片断的,很单薄。从写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开始,直到现在,感觉上都是在边写作边补课,缺什么现查现学,而不是在一个扎实厚重的国学基础上厚积薄发。我对这一点有很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只能算个过渡性的学者,不但不能跟老一代史学大师比,甚至不能跟现在的年轻博士们比。当然这样给自己定位也有好处,就是心态轻松,没压力,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罢了。所以我教书写文章,其实是“勉为其难”;当然为了学生和读者,还是要“尽力而为”的。

问:那么,你怎么进入历史研究的呢?

答:大致说就是跟着感觉走,跟着思考走吧。入学后有好一段,不知道如何记笔记和读书,下了课也不知该干什么。那时大学的气氛跟现在很不一样,同学们对社会政治非常敏感,经常有各种讨论。记得进校不久,就去听了个“粉碎四人帮算不算‘第二次解放’”的讨论。在高年级学生各种各样的激烈争辩中,我想插嘴肯定是没资格的,不过很喜欢去凑热闹。相形之下,古书上的东西更显渺茫遥远了。一度还有过文学写作的冲动,尝试着写诗、写散文,想看看将来能否从事文学。不过一段时间后总算是明白了。文学原是一种天分,而自己没那天分,只能放弃。

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毕竟听了不少历史课,弄文学看来没了指望,放在历史上的心思也多了起来。不过开始所思考的问题.都是大而无当的。曾向一位姓张的先生请教,“地理决定论”有没有研究价值?我记得他的回答非常干脆:没价值!你该跟老先生学点儿扎扎实实的真学问去。这让我有些沮丧,就打消了那个念头。有次跟同宿舍的同学聊天,他说他的岳父──一位著名的老历史学家──说,“孝”这个观念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周代宗法 大家族时期的“孝”观念.跟战国以后个人小家庭时代的“孝”观念,未必相同。当时我觉得这种研究一个字儿的做法很新鲜,不妨试一把。儒家崇尚仁、义、礼、智、信。以前在军队的“战士批林批孔小组” 时,看了一些批仁、义、札的文章。“智”是怎么回事儿呢?好像无从说起。相比起来,“信”似乎没见人专门谈过,于是就打算弄一下这个“信”。随后我去翻检古书,把带“信”字的段落抄出来,加以排比整理,写了篇儿东西,题目就叫“春秋战国时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寄了出去,这篇东西,后来被《历史研究》发表了。那是大三的事情。

大四临毕业的时候,不怎么想离开校园。因为性格上很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又拙于谋生,做学生的那种散淡自由,让人恋恋不舍。“先秦信舰念”的文章的发表,也使我觉得历史这行当虽然枯燥,但还是可以试试的。人生的机会并不太多,到什么山就得唱什么歌儿。若能在燕园再呆三年,毕竟是我打心跟儿里向往的。于是我决定:考研吧。本科生时听过田余庆先生的秦汉史课程,深为田先生的从容不追、游刃有余和深邃独到的讲授所吸引,所以就打算考田先生的研究生。壮着胆子上了田先生的家门,说自己想才考研,又送上了发表的文章。当时田先生不置可否。第二次去的时候,田先生有了笑容,表示愿意接受。这样,我开始了魏晋南北朝史的学习。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因为我准备着考试而无心他顾,迷迷糊糊的也没联系工作,万一考砸了,出路就将成为问题。

此后我选定察举制为硕士论文题目,在1985年初通过了答辩。后来的博士论文也是这个题目。这期问,逐步形成了我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的初步看法。并逐渐开始了历史研究。虽然我最初对历史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哪怕是一块石头,放在怀里捂久了,也会热乎起来。我喜欢胡思乱想,既然历史中碰上了一些有趣的问题,那么也不妨到这个领域胡思乱想一番嘛。

问:阎老师的第一部著作关于察举制度的,你怎么想起选这个课题呢?

答:读研之初,满眼迷茫,不知如何人手。名士故事很生动有趣,最初很想研究研究魏晋名士、玄学什么的。后来我发现,大学新生听魏晋南北朝史课,首先被吸引的大抵也是这个。读书时看到一些名士喜欢长啸,写过一篇关于“长啸”的札记,不过恰好《文史知识》刊登了一篇长啸的文章,比我搜集的材料还多一些了。我只好把那篇札记丢一边儿了。那时写过一些乱糟糟的作业,有些送给田先生看,看得他直皱眉头。记得他看了我写的一篇关于孔融的作业之后,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这作业比起《历史研究》那篇“信观念”的文章,怎么差那么远呢?当时我哑口无言。当然心里明白,自己基础差,碰巧弄出篇文章来,此后就难以为继了。入门,真如有黑夜中的流浪,或电子游戏中的迷宫,不一定在什么地方找到出路。

先后听了田余庆、周一良、祝总斌先生的课程,认识到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门阀是个权势很大的政治势力,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于是,不由自主地开始关注士族这个阶层。刚刚开始尝试研究的人,视线往往率先落在前人的论题上。田余庆、周一良先生讲政治史.而祝总斌先生讲制度史。所以,我是从政治和制度角度,来思考士族的。汉王朝选官有两大途径:辟召和察举。太尉、司徒、司空辟召掾属是一条仕途;即皇帝指令提拔官员。州刺史每年察举茂才.郡太守每年察举孝廉,这又是一条仕途。是从下层选拔推荐官吏。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九品中正制”。很多著作都把这个制度,作为此期选官制度的主要内容来介绍,并指出它是面向士族门阀的然而读书时我注意到,除了九品中正制,史料显示此期依然有秀才、孝廉察举。那么,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是什么关系呢?

于是我动手翻检史书,把此期的秀才、孝廉材料摘录出来,并加以排比,看看能不能用魏晋南北朝的察举作硕士论文选题。田余庆先生讨论“门阀政治”,他的思路是东晋门阀当政,所以就有了“皇帝垂拱”;次等士族刘裕重振了皇权建刘朱,相应地门阀政治宣告终结。跟着老师念书,当然会潜移默化。我做察举研究时,就受了这个思路的影响。当时形成的想法是:一、九品中正制有利于士族门阀,而察举考试有利于皇权和官僚政治;二、士族门阀势力较大,则察举低落;士族门阀衰落、皇权复兴,则察举考试复兴。那么就拿这两点设想,来作硕士论文了。

做博士论文时顺水推舟,继续做察举研究。这时候我想重新看一看汉代的情况,本来汉代选官是个深耕熟耘的领域,估计已题无剩义,所以,以前没太花心思推敲;然而,这时从魏晋南北朝反观汉代。我有了新的感觉:两汉四百年中,察举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发生过很大的变化。那么,变化的意义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哪些关节点上?以往对此论述似不充分。而我觉得,这个变化的主线,就是从考试到举荐。其间所涉及的关节点,可以概括为“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取向,每一种取向,都有相应的制度与之相适应,最终是则是“以文取人”,成了变迁的方向。这样,博士论文的主题,就从皇权与门阀的关系,转移到“从举荐到考试”的变迁上来了。由此就有了这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问:但后来您又考察士大夫政治问题,转入了政治文化研究。

答:是的。士大夫政治应该是个“政治文化”问题。当然西方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影响政治行为的一套态度、信仰和心理。而我则用以指处于政治和文化交界面上,或说兼有政治和文化意义的那些事象。这是为了适合这一情况:传统中国的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是高度整台的,二者经常密不可分。也正是为此,所谓“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其实是一个老话题,而不能说是一种新方法。我的这个兴趣,其实来自上世纪80年代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一些讨论。“文革’时很多知识分子受迫害,留下了很多刻骨铭心的感受,后来就有很多人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过当时的某些议论,不能说没有传统的“尊贤”气息。

最初我也想从传统土人那里,去寻找问题的渊源。余英时先生对中国知识阶层有很精彩的论述。他比照近代“知识分子”,指出先秦士人,已具有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我也沿着这个思路向前走,在跟同学的讨论中,浮现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秦帝国的“文法吏”,算不算知识分子?自己随后去查阅了一些关于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著作,并开始考虑士人与文吏的关系问题。后来我写了篇文章,题为《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此文受了社会学的“角色”概念和“社会分化”概念的影响,采用了一个“分化一一冲突一一融合”的叙述模式,即:儒生、文吏在战国分化,在秦汉冲突。在东汉最终融合.由此形成的“亦儒亦吏”又“非儒非吏”角色,就是中国“士大夫”的基本形态。以前讨论儒生、文吏的文章也有,但这个“分化──冲突一一融合”模式,还可以说是一个新见吧。

此后我日益感到,儒生、文吏的问题其实一种政治文化传统或政治文化形态问题。最终决定做这样的处理:揭著“士大夫政治”概念,将之表述为“对社会分化的一种特殊处理”,其要点就是尊者、亲者和贤者的三位一体,父道、师道和吏道的相济相维。这就是我《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的中心思想。当然,这样的论述也许过于个性化了我猜想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它,它可能离人们所习惯的那些思路、表选过远了。因为其中既融合了现代社会科学术语,叉使用了传统色彩的概念,然而在我的用法中它们都“似是而非”了。(这还成了我的习惯做法)。幸好我不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一意孤行”惯了。其实,人文领域的各种解释模式,很难说有是非之别,只能说有高下之分吧。哪种模式能被较多人接受,其实不只是个学术问题,那跟社会背景、文化思潮相关,甚至还有偶然和随机因素。不光不同的理论、观点“譬犹水火,相灭相生”,甚至风格、路数的不同也会造成摩擦和疏离。比如偏重理论和偏重考证的人彼此瞧不上眼儿,甚至同搞政治史,着眼于制度、结构者和着眼于势力、集团者,会相互觉得对方“没深度”。这样的景观意味着什么,得看透才成。对自己来说,把想法表达出来就足够。

问:我们注意到您近年用“品位职位”概念研究官阶制度,现在有什么新设想吗?

答:这个课题其实是从一个小小的考证开始的,也就是北周军号散官的“双授”,这问题很隐晦细小,然而我希望从中牵引出更多问题。早年曾浏览过一本文官制度的书,其中提到了“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的叙述,这时我参用这对概念,使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来解释唐代文武阶官的意义,那么“双授”就可以视作唐代文武阶官的渊源了。进而,我把思路扩大到了魏晋、秦汉以至先秦,完成了一系列的论文,尝试把周爵、二十等爵、禄秩、中正品、散官、军号、官品等等,纳入了一个连贯的思路之中.进而对三千年官阶制的发展,提出了一个五段分期的模式。相关看法,见于我的《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当然一些基本设想,也遇到了质疑。比如我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皇权和官僚既相互结合、也彼此矛盾;官僚可能“贵族化”,这将侵蚀皇帝的专制权势,并导致官阶制度上的优厚的品位待遇;而在皇权较强的时候,皇帝更倾向依职位给予待遇。然而这也遇到了一些不同意见,比如认为官僚与皇权是高度一致的,并无矛盾;品位与皇权之间并不存在我所描述的那种关系。我这本书大量篇幅用于澄清前所未知的历史细节,所以相当难读这可能影响了对观点的理解。有些批评或属误解。比如有人说,唐宋有复杂的品位制度,可皇权也在强化,这说明我的观点不能成立。其实我在书中是这么说的:较之魏晋南北朝,唐宋皇权恢复了专制权威,所以,唐宋品位制度已回归于官僚政治的范畴之内了。魏晋南北朝才是“品位化”的高峰期,出现了繁多的品位序列;而这时皇权低落,而士族门阀的权势,包括品位性特权,无疑具有“贵族化”的意义。同时我也感到,尽管现代历史学对传统官僚政治的研究已近一个世纪,但一些基本理念仍有澄清之必要。比如皇权与官僚的关系,是否存在矛盾的方面?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的摹本思路,其实就是皇权与门阀的此消彼长,日本学者的“六朝贵族论”,也有相近的意义。还有学者认为,“专制”一词不适用于中国古代。然而我觉得,何必拘泥于西方语境中“专制”的原初意义,此词在中国历史学中已近百年。概念只是工具而已,我们用它来区分事物的差别。在世界史的范围内,中同这种权力高度一元化、集中化的官僚帝国体制,是非常典型的,若它不称“专制”,那什么是“专制”呢?专制政体,是一个经典的政治概念。而把中国皇权视为“专制”,有利于将之与历史上其他不具权权力一元化、高度集中化特征的君主区分开来。

复杂的官僚机器和庞大的官僚群体,是贯彻君专制的基本保障。但若官员是充分“贵族化”的,那么君主就不能称之为“专制君主”了,而在分类学上向贵族政体靠近。周代的贵族政治下,周天子和国君们就不是专制君主。遮显示了什么呢?显示政治形态不仅仅与政治制度相关.而且与官僚形态相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进一步说中国古代存在各种类型的官僚,文官与武官,士大夫与胥吏,士族门阀与寒人,皇亲国戚,宦官家奴,在少数族政权之下还有胡汉官僚之别。他们间的不同关系,以及他们与皇权问的不同关系,在历代都不相同,甚至在一个朝代的前期后期都不相同,从而使各时期政治呈现出不同面貌。

再回到官阶制上。这样的一些基本认识,将影响对传统官僚等级制的研究。打个比方说,若是你一个老板,你将如何安排下属的等级?一种极端的可能,你拥有铁腕并把血汗制度强加给员工,这时候员工的等级,很可能就只是劳务和报酬的等级而已,干活儿才给钱。这是一种“非人格化”的等级,偏重“职位的分等”。另一种极端的可能,是员工越来越难对付,各种奖金、福利、补贴一样不能少;你得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甚至操心到生老病死;没活干也不能把他们解雇,他们倒会把七大姑八大侄都弄进你的公司来。这时的级别设计,就得充分保证其收入、待遇、工龄、资历和晋升,还得授予各种响亮头衔,满足他们的荣耀感。这样的等级,就会向“品位的分等”偏转过去。这个比方是要显示,品位问题与官僚形态、与君主与官僚的关系相关,上述两种情况隐含着两种不同的政治类型。

问题当然还不这么简单,比如老板下面会有些心腹、打手,他们与普通员工又待遇不同了。员工的来源、资质也是个问题,山沟里来的贫苦农民好欺负,有文化的大学生就不那么好惹,等等。在传统王朝之上,也会发生约略可比的情况。

在这里当然不可能把我的全部想法详述出来。大致说,打算把官阶研究的对象确定为二:第一,官职的等级和类型安排;第二,官僚的等级和类型安排。帝国统治者作此安排时有两种考虑:第一个是“运作考虑”,这涉殛了对官署和官职等级的技术安排和政治安排;第二个是“身份考虑”,也就是皇帝如何安排对各色各类官僚的身份地位问题。而在中国古代的“宫本位”体制下,官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其本身的等级和地位也将影响社会阶层结构。那么官阶问题所涉层面,就可以这样表述:官僚自身的类型和等级是一个层面;向上说,不同类型官僚与皇权的关系是一层面;向下看,不同类型的官僚与各社会阶层的关系,又是一个层面。以此为前提,我们就可以具体观察中国历代王朝的各种位阶品级性质、功能和意义了,如爵级、秩级、俸禄、官品、朝位,中正品,军号、散官、阶官、加官、衔号、资格、学历等等。而且在一个时代各种等级序列中,必有某种或某几种等级序列,发挥着支柱和导向作用。比如在汉代.我们可以把主导性的品级结构概括“爵一秩体制”;而在魏晋南北朝,中正品和军阶的关系变迁,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就是近来正在考虑的问题,也是下个学期的课程上想跟同学们讨论的问题。

问:说到教学,据我所知阎老师几年前就使用多媒体课件了,所讲的“中国古代史”也被列为国家精品课程。在这方面先生花费了很多心血吧?

答:说到多媒体课件,这又涉及兴趣和爱好问题了。其实比起历史学来,我更喜欢那些需要动手、跟电器有关系的东西。少年时就装过收音机,在军队时于的又是雷达兵 十多年前我用一本译著的稿费买了台电脑,随即就旧病复发、沉迷其中了。后来我参加了学校的培训,学习了POWER-POINT。2001年的暑假,便开始动手制作“中国古代史”课程的课件,忙了整整,个夏天。开学后在课堂上试用.感觉既方便、又新鲜;而学生的反映也很好。以前听过这课的同学有的又束听,说确实不一样了,有了幻灯片,一些光靠讲授有局限的内容,就变得非常清楚了。这对我是个很关键的鼓励当然筚路蓝缕,开始所做的还很粗糙,所以得一边上课一边修改完善,经常是在屏幕前耗到早上三四点甚至四五点,胡乱躺一会儿,赶紧爬起来吃口东西,又去赶8:00的课。这也怪自己太“唯美主义”,如何表达才鲜明,如何处理才好看,总推敲个没完,结果几乎没一张幻灯片不是改了又改的。若说它们曾“十易其稿”,也并不为过。PPT课件的优点,是即时提供大量信息,如文字、照片、地图、表格、示意图、书影等等;然而有一利必有其弊:课堂信息量太大,学生记笔记就费劲儿了。为弥补这一缺憾,我叉学习制作网页,把课件内容放到互联网上。这样,学生就可以课前在网上预习、在课后复习了。解决了不便记笔记的问题,上课就可以专心听讲r。网上的讨论区,也提供了师生交流的新方式。现在我备门课程都使用课件,已有三门课程上了网。按国家精品课程工程的要求,精品课的网上部分每年要更新15%。所以这个寒假里,我又补充了不少新的内容,欢迎大家经常浏览,网址是http://www.hist.pku,edu,cn/person/yanbuke/mulu03.htm。这里我想说明一下:网页上的幻灯片画面,是通过PPT文件保存为JPG文件而来的,这个过程中清晰度大为下降,PPT原件比网页漂亮多了。换句话说,网页上的幻灯画面代表不了我的制图能力。

制作PPT课件和网页,再加上管理BBS和参加讨论,比起以前仅仅准备讲稿来,就得多费几倍的事。三四年中在这上面花的精力,大概足够再写一本书了。不过觉得还是值得,一方面改进了教学效果,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爱好。有次闲聊时陈嘉映先生问我,假如下辈子不搞历史,我打算搞什么?我说我肯定去学平面设计和电脑艺术。这是真心话。现在很多中学都使用多媒体课件了,所以大学新生们对这种教学手段毫不陌生。在我网页的留言区中,就有一些中学历史老师浏览之后的留言。

问:说到中学历史,阎老师对中学的历史教学有什么看法?

答:在中小学时我没上过历史课,对近年的中学历史教学也无了解。但曾浏览过一些中学历史教学资源的网站,觉得中学老师们为历史教育付出了巨大努力,值得我给予敬意。很多历史教案,在系统性、丰富性和形象性上都相当之好。他们的技术也比我强,好多老师会做FLASH,我就不会。现在的中学课堂,想来远不是我当年的那个样子了。

若有什么束缚了中学历史教学的话,我想也许就是应试教育制度了。有时问起新生在中学学历史的情况,他们说,就是老师讲原因、过程、结果,自己背原因、过程、结果。这样一来,人类五千年丰富历史的启迪和魅力,都抽象化为一些标准答案的教条了。那么历史就很难成为一门启人心智、娓娓可听的课程。其实若着眼于未来的大学历史课,我倒希望中学老师以讲故事、讲知识为主,而不要过多罗列原因、意义、评价。因为大学中往往要花很多精力,去纠正中学课本所灌输的那些教条和那种思维方式。然而在应试教育下,任何课程都只能成为一种得分技巧的练习,这时候存在的问题就很难有重大改观。然而高考制度虽偏离了素质教育,它本身却另有意义:它给人公平竞争的机会。在目前发挥着维系社会公正的重要作用,所以也是不能轻易改变的。这情况看上去让人左右为难,像一个死结儿。

其实研究生考试也有类似问题:公平与学术的矛盾。我校法学院的博士招生引发了不小风波。我在网上看到了许纪霖先生的文章。与他颇有同感:在早先考研的人数很少,而且一般是打算从事教学科研的人才考研;导师一般也有较大空间选择有潜质的学生,谢绝那些不合适的人。研究潜质,绝不是考试所能考出来的但现在不同了,读研是谋求学历,考研是他的权利;考分要斤斤计较,程序要无懈可击。说实话,对高分学生,既使面试不满意我们也不敢轻易不录取,担心考生不依不饶。我曾跟我的老师聊起过这个事情。按我们的老观念,招研是学者挑弟子,那么像朱苏力那样的优秀学者,是可以按个人倾向选择弟子的;但现在却不相同,社会认为导师的责任,是受雇于国家而为考试及格者提供学历教育。在数十万考研大军面前,我想我们老师还是改变观念吧。毕竟,公平和权利也是值得珍视的,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下,放弃考分这个尺度,确实无法保证导师不滥用权力、徇私违规。

回到中学历史教育上,我想事情的主流应该还是好的。与我的少年比起来,我们的社会毕竟进步了很多很多,太大开放了,多元化了 中学老师付出了自己的汗水,而少年朋友也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去了解历史。新一代人总是更聪明、更开阔、更有个性,应试教育束缚不了他们。就我的感觉而吉,中学给我们提供的学生是很优秀的。我当年人学时可远不能跟他们比。他们将来一定比我强。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作者简介:

阎步克,1954年生,辽宁沈阳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98年7月毕业,并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留任北京大学,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从事科研与教学至今。1991年任副教授,1995年任教授。主要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史。

主要著作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  学术论文70余篇,2000年以来的主要学术论文包括:《仕途视角中的南朝西省》,《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从稍食到月俸──战国秦汉俸禄等级制新探》,《学术界》2000年第2期,《浅谈中国古代的品位和官阶》,《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魏晋南朝位阶制度探索》,《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品位与职位──传统官僚等级制研究中的一个新视角》,《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品位与职位视角中传统官阶制的五段分期》  《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北齐官品的时间问题》,《历史研究》2001第3期,《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由“比秩”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横向扩张》,《国学研究》第12卷,2005年12月,《西汉郡国官秩级相对下降考述》,《文史》第65期,2003年第4辑,《汉代乐府(陌上桑)中的官制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断想王朝体制的延续性与周期性》,《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诗国:王莽庸邵、曹邵探源》,《中国社会科学》20044年第6期。

目前正在从事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研究。

(本文转载自《历史教学》2005年第3期 总第4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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