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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教研员、老师和学生向我反映说中学语文课本上的课文偏老、偏旧,远离当今时代,远离学生生活,学生难以与文本对话,难以与作者心灵共鸣。我多年参加课本的编写,深知课本里的课文来之不易,要经过课本编写队伍圈子内外多少专家的过目方能定夺。而这些专家普遍坚守“经典性”原则,只青睐经过历史检验的素有盛誉的作品,同时“时代性”意识淡漠,忽视时文新作。尽管课本总在不停地改头换面、吐故纳新,但课文仍然是经典之作,时文新作难能入选。

 

这种意见多少年来长久不绝。或许意见提得多了,触动了有关方面,于是在供“两省一市”实验用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首次提出“课文是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选文(名家名篇、优秀时文等)和基础知识、能力训练的短文”,对“选文”作了大略的界说,要求时文进入正式课本,不过这已经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事了。

 

到了2000年,初中“试用修订版”和高中“试验修订版”两个语文教学大纲在万众瞩目下闪亮登场,带来了新理念、新气象和新的课文观,对“课文”的规定是:“课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题材、体裁、风格应该丰富多样,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第一次提到“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这里的“时代气息”不同于早先的“优秀时文”,偏重于时文的内在品质,眼界更高远。更重要的是对“典范性”作了富有新意的界说,因为一般认为选文追求典范性和时代性,可是在新大纲中,典范性包含了时代性,就是说二者可以是并列关系,但也可以是包容、包涵的关系,典范性作品不只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久负盛名之作,也可以是当代的时文新作。照此理解,许多选文专家们高调坚持的经过历史检验的“经典”原则似乎不那么适时了,得更新了。

 

可是中学语文课本只顾及经典性罔顾时代已经不是新近一两个版本的倾向了,我们暂且以新诗选篇为例来考查课本选文情况,可以有说服力地证明课本选文的不合理性。为什么要以新诗为例证?一是考查课本选篇头绪繁多,若不从单一文体入手则无从下手;二是新诗本来就是课本选文中引人注目的一部分,是建国以来的历次版本课本不可或缺的;三是新诗选篇变动性大,因政治时势而变,因诗坛风潮而变;三是建国以来各个时代的诗坛都尽显风流,从未衰落过,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诗意、诗格、诗体、诗风都灵敏地变动,从入选课本的一些应时之作可以窥见时代风云、社会思潮。

 

建国以来的新诗选篇总的来说经过了与时代亲和到与时代疏离的历程,最早的是极端地亲和,最近的是相当地疏离。

 

试看上世纪50年代的课本,1950年版初中第一册有新诗王景椿、厉春蛟《采煤》,写煤矿工人挖煤的劳动现场,作者都是北京西山煤矿采煤组工人,未能查明哪年发表,但可以肯定是新近发表又新近入选课本的;第二册有新诗《打夯歌》,是河北军区某军分区生产部分集体创作,反映了参加筑堤工程的集体劳动的情状,1950年甫得发表、即入课本;第三册有臧克家的《有的人》,写于1949年10月,此次入选使它成为课本永久的名篇,这一册还有苏金伞的《三黑和土地》,写当时农村土地改革的事情,也是及时地反映社会政治动向和农民生活的。1957年版初中第六册有贺敬之《回延安》,发表于《延河》1956年6月号。1963年版初中第三册有张志民《公社一家人》组诗,选自1961年1月8日《人民日报》。从上述新诗选篇可以看到当时课本坚守“时代性”的明确方向。

 

“文革”后新诗选篇与时代的疏离逐渐显出来,1981年版初中第三册有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版的《周总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1987年版初中第五册有《你,浪花里的一滴水》,选自《延河》1963年4月号;1979年版高中第二册有李瑛《一月的哀思(节选)》,选自1977年1月7日《光明日报》;1979年高中第三册有天安门诗八首;1991年版高中第四册有《中国当代新诗两首》,《就是那只蟋蟀》于1982年发表,《致橡树》发表于《诗刊》1979年第4期。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新近选篇不仅数量少,而且发表时间和入选时间也渐渐拉大距离了。

 

再看最新版本的初中、高中语文课本,这种与时代的疏离性表现得更加鲜明。新版初中课本中的新诗选篇较多,仅以两册为例,一是起始的七年级上册,二是新诗集中组成单元的九年级上册。先看七年级上册,王家新《在山的那边》是上世纪70年代末写成的;流年沙河《理想》的写作和发表年份难以考证,但估计与《在山的那边》相去不远;张锋《化石吟》发表于1982年;余下的何其芳《秋天》、冰心《纸船》和郭沫若《天上的街市》《静夜》的年份则一首比一首早,都在解放前。再看九年级上册,共四篇诗作,其中郑愁予《雨说》写于1979年;江河《星星变奏曲》发表于1980年。总之这些诗作都已问世二十年以上,尽管名这新诗,实为老篇。

 

新版高中必修课本中的新诗不多,中国新诗有毛泽东《沁园春 长沙》、戴望舒《雨巷》、徐志摩《再别康桥》、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卞之琳《断章》、芦荻《风雨》、郑愁予《错误》等,其中《错误》写于1954年,距课本编写整五十年,其余的都写于解放前,更为久远。新近高中新的必修本课文于2007年又有所调整,删了一些篇章,其中《断章》《风雨》《错误》“下课”,剩余的新诗篇章全是解放前的,最早的也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年岁”全在七十以上,实属“高寿”之作。

 

为什么建国后的中学语文课本的时代性越来越偏弱?难道课本编写者无视广大师生的呼声,无视新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要求,无视课文选篇的新异鲜亮?或许大多数人不了解课文选篇产生的过程,选篇之难,往往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选篇的最后定夺不由课本编写说了算,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上各路专家说了算,因为当今的课文选篇不仅重视专家的推荐篇章,更重视专家对选篇的裁定。专家的尺度往往是极其严格,虽无明文规定,但有大概倾向,简而言之,一是名家名作,二是作品本身优异,三是经过历史检验,四是语言规范纯正,至于选篇的教学适用性则暂无虑及。如此一来,势必把当代的时新作品挡在课本的“门外”。有一种说法,课本里务求经典;课外适当放宽尺度,时文尽可入选。可这种说法不合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要求,所谓“时代气息”直指课本选文,并不指课外阅读。

 

可能有人会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课本文章与时代社会的亲密贴合,是一种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的偏向,当今选篇的“经典性”要求体现了课本的高品位和深厚性,课本选文与时代社会的适度疏离是理所当然的。我不知此说之理何在。每个时代的课本选编自有其特点和优势,当然也有其盲点和劣势,我们所应做的是取前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又避前人之短扬自己之长。那个时代的前辈们编写的课本自有其优势,开创了课文的时代性、鲜活性的先例,是非常珍贵的,当今的语文课本应该避开过去的偏差,又继承良好的传统。

 

说到语文课本选取优秀时文的优良传统,不能不提及现代语文课本编写的祖辈们的功业,那些编写大家们(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沈星一、孙俍工、赵景深等)当年及时地选入了许多时新的名作,一经选定便成为永久的经典,鲁迅的作品就是这样的范例,试看统计:中华书局1924~1925年版《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选用了鲁迅《孔乙己》《故乡》和《<呐喊>自序》,这三篇作品分别发表于1919年、1921年和1923年,进入课本之迅速,反映选编者眼光之精准,为后来的课本编写做了一劳永逸的工作。与鲁迅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冰心、朱自清、老舍等的一些名作入选课本,情况也基本相似。所以没有理由认定课本可以承认古典而拒认“今典”。

 

那么,当今时文新作能否成为经典?很可能有人认为当代名家名作难与历史上的名家名作相与比肩。这一问题涉及对当代文学创作水平的认识,以及对当代文学和过去文学史相比较的认识,这似乎不是本文可讨论的话题。不过可以肯定地认为,当代作家作品一定能排出经典的序列,按这经典的序列自可找到适合入选课本的篇章。就像前面所说的,经典性与时代性并不相矛盾,经典作品理当包含时新的作品,时代性必然丰富经典性的内涵。

 

言谈至此,我想起前一段参加某大学举办的“新诗与语文教学学术研讨会”的情景,诗歌界的一些人提出“语文课本要进入当代诗歌现场”,意谓语文课本里的新诗不能长年老旧,应该有时新之作。我当时对这种提法不以为然,可是后来,当我将诗歌界人士、语文老师和学生的言论,新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规定综合考虑时,我心有所思,思而欲言,不得不承认语文课本的新诗选篇(延及其他文体选篇)缺乏时代气息,现在已经到需要正视问题严重性的时候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发现和确定当代的适合教学的经典作品,为课本选篇建立一个丰富多彩的储备仓库?这既有赖于课本编写者的劳作、社会上各路专家的鉴识,又依恃于广大师生的认可,恐怕不是少数人所能承受的重负。本文也算是一种期盼、一种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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