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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文学教育的风雨历程

 

 

建国50年来,我国的中学文学教育大起大落,由乔木跌入幽谷,又从幽谷复苏振起。许多朋友对于这个异乎寻常的轨迹感到难以索解。我从事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近半个世纪,亲历了这项工作的全过程,提供一些资料并发表一些见解,对于当前开展语文教学改革的讨论,对于思考新世纪语文教学改革的长远方略,都会是有益的。

大起大落的历程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改革即受到非常的重视。改革的方案是参照当时苏联的做法,将中学语文课分设文学、汉语两科。在我国废科举、兴学校以来的中学语文教学中,这是首次施行系统的文学教育和语言教育。这次改革,受到的关注是建国50年间所仅有的。毛泽东同志亲自过问,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胡乔木同志直接领导。后来,周扬同志也参与领导。在教育部内,则由教育部副部长、著名语文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先生直接领导,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这项编辑工作的是著名作家吴伯箫、文学史家张毕来。在编辑过程中,还召集几次作家座谈会,茅盾、老舍、臧克家、萧三等都提供过意见。

从1951年到1958年,这套教材从启动到停止使用,达8年之久。1951年3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工作会议,胡乔木同志在讲话中谈到“语文教学目前存在着特别混乱的现象,其原因就是没有把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分开”,提出分科的问题。同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下半年,语文教育界开始讨论。1953年4月,教育部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提出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示,语言、文学可以分科,并指定成立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由胡乔木任主任。1953年12月,胡乔木向中央写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1954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依据这个报告,教育部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进入具体的施工过程。课本初稿,在全国74所中学(27 000名学生)中试教。

1955年上半年,编辑和试教工作已经完成。6月,教育部召开全国语文教学会议,由叶圣陶向大会作《改进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的报告,动员在全国推广使用新的分科教材,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正当此时,一直不曾过问此事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对文学、汉语分科以及文学课本选材不当提出严厉的批评,致使大会不了了之。大会报告不作正式传达,分科教材使用与否各地可以“因地制宜”,也可以使用旧课本。从此文学、汉语分科的命运泰极否来,一落千丈,对文学课本的批评纷至沓来。如康生指责说:“文学课本非改不可”,“与教育方针相违背,最多只能培养小资产阶级感情”,“许多课文思想性不强,语言也混乱,可砍去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换选政治论文、社论和应用文”。这场大起大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有待发现更多的资料进一步说明。但联系当时的极左浪潮,从康生的讲话中不难看出其主要原因。“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此后文学课本形同废止。60年代初开始另起炉灶编写语文课本。同时,在一份中央文件中提出: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也不要教成政治课。《人民教育》发表了《反对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和《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两篇文章。中央文教小组指示:“文学、汉语合而为一,叫语文。”文学、汉语分科教材正式寿终正寝。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语文课教成政治课有了恶性的发展,而文学教育却成了禁区。

文学教育的指导思想

在中学实施文学教育的重要意义,当时已有充分的认识。这个问题在胡乔木写给中央的《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请示报告》中有清楚的表述。报告写道:“一般语文教学着重在语言文字的解释方面。……其结果是使学生缺乏严格的语言训练,另一方面,一般语文课都不注重文学教育,没有经过文学培养青年的高尚品格和健康的人生观,也没有使学生得到必要的、系统的文学基本知识和文艺鉴赏能力。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语文混合教学的结果是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两败俱伤。”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还特别强调在文学课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说:“文学教育的任务是要使学生从文学作品中生动地了解国家人民的生活、命运、幸福与痛苦,以引起学生对劳动人民发生强烈的感情,和对文学发生兴趣和爱好,所以在爱国主义教育上有着很大的重要性。文学应以本国文学为主体,在教学时指导学生阅读、朗读、欣赏中国文学作品,使学生爱好中国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有足够的估价和正确的认识,并通过作品中的人物环境描写、生活斗争等的影响,养成学生高尚的人格。”“若把文学教育单纯变成政治教育或完全与政治隔绝,都是不正确的。”

中学文学教育的任务,在1956年制定的《文学教学大纲》(草案)里,作了系统完整的表述。以高中为例,高中文学教育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养任务,即增进文学、语言素养的任务,规定通过教学,“进一步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培养学生阅读文言著作的初步能力,提高他们运用语言的能力,巩固学生经常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进一步扩大学生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另一方面是教育任务,即思想品德教育,规定“在初级中学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集体主义精神,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爱护公共财物和坚韧、勇敢、谦逊、诚实、俭朴等品德,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提高学生认识能力和发展他们的想象能力;培养正确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明确的善恶、是非观念和强烈的爱憎感情。”

我所以不惮其烦地引用当时的资料,是为了让读者原汁原味地了解创设文学课的指导思想。通过文学课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道德品质教育,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对文学在语言教育上的重要作用也作了充分估计。今天看来,这个指导思想的基本精神仍是可取的。

我们在选取课文过程中,总是在思想性方面反复推敲,但也决不忽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尤其是在语言方面的要求可以说到了近于苛刻的程度。比如有些课文的文字加工,采取“会诊”的方式。由叶老主持,参加者有编辑室主任和责任编辑,还有一位熟悉普通话的先生。若是翻译的外国作品,还要请一位精通外文的先生对照原文参与修改。一篇课文的文字加工,往往要四五天才能完成。不问作者是谁,所选作品须文字加工的,都认真严肃地进行。如朱德同志、郭沫若和茅盾同志的诗文都曾作过文字加工,并征得本人同意。课本的注解和练习题都是叶老逐字逐句审改过的。

新时期的复苏和振起

灾难性的“十年动乱”结束,中央对于中小学教材的拨乱反正给予特别关注。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教育部集中全国优势力量编写新的各科教材。新教材以较快的速度编写出来,适时地满足了拨乱反正的需要。同时,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人们开始摆脱种种思想束缚,把过去被禁锢的东西放在实事求是的天平上来衡量,重新判定是非。语文教学界抱着很大兴趣打破文学教育的禁区,重新加以审视和评估,给了这个被打入冷宫的维纳斯以应有的地位。

许多朋友对于50年代的文学教育以及文学教材表示了深情的怀恋。有的认为当年的文学课本是建国以来最好的。许多当时读过这套课本的朋友,事隔40年,还能背诵其中的某些章句。有的仍保存着这套课本。那是在“文革”期间特地隐藏起来才得以保全的。还有的学校进行教改即以当年的文学教材为基础,加以补充调整进行教学,收到很好的效果。

语文教育家对加强文学教育普遍表示支持。当年主持编写《汉语》教材的张志公先生,一生专注中学语言教学的研究,他提出中学生要学习古典文学,要学得多一些,深一些,并且主张初中开始设文学鉴赏课。我也多次讲到打破禁区,让文学走进校园。加强文学教育已形成广泛的共识。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提出了培养“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的教学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考虑语文教材进一步改革的时候,将加强文学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提到日程。参照50年代文学教育的经验,结合新时期的特点,试图首先在高中开展实验。从1983年至今,编出了两套以文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高中语文课本。

一套是供条件较好的学校使用的高中语文实验课本,1983年开始编写。成书后,到1997年进行了两轮试教,受到普遍欢迎。这套教材的教学重点,高中一年级是文言,二年级是文学,三年级是文化,二年级相对集中地进行文学教育。《文学课本》上下册和《文学作品选读》上下册,是进行文学教育的基本教材。这套教材以培养学生文学鉴赏能力为主线,按照文学作品体裁分类,兼顾时代顺序,以鉴赏课文为主体,辅之以简要的鉴赏常识和多种形式的鉴赏练习。全书包括诗歌鉴赏、散文鉴赏、小说鉴赏和戏剧鉴赏四个部分。除课堂学习外,还有丰富的自学篇目。课内课外合计,选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近200篇,其中多是脍炙人口、历古常新的经典之作。一年级的《文言课本》、三年级的《文化课本》也选入了不少文学作品。

再一套是供大面积采用的高中语文试验课本。1993年开始研究,1996年编写基本完成,已经过一轮试教,受到普遍欢迎。这套教材的一大特色是加强了文学教育,文学作品占60%以上,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高中一年级教学的重点是文章的阅读及写作,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教学重点是文学。二年级着重学习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并学习文学史常识,三年级着重学习若干文学专题,如《史记》专题,李白杜甫专题,《红楼梦》专题,鲁迅专题等。教科书和文学读本所选文学名著约400篇。选材力求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健全人格的形成。与过去相比,更注重选取文化内涵丰富的、更易于学生接受的名家名篇。更注意课文的时代气息,选材面也更广。我国的古典名著,如《红楼梦》《桃花扇》《西厢记》,外国的古典名著,如莎士比亚的剧本,都节录入选。

教育部决定从2000年秋季起在全国开始推广使用两套新教材。这件事受到传媒的关注,对新教材作了热情的介绍。但是报道给人的印象是,新教材是当前语文教学改革讨论的产物,其实不然。讨论是从1997年11月号《北京文学》开始的,而两套新教材的编写远在1983年和1993年就开始了,到1997年,不但书已编就,而且已经先后试教,向全国推荐使用已是水到渠成了。

中学文学教育半个世纪走了个大大的马鞍形曲线。在中学阶段如何加强文学教育,教材如何编写得更加完善,虽然有许多问题仍待探讨,但是,加强文学教育已取得广泛共识和受到普遍欢迎。文学教育已从幽谷中复苏和振起,回到了中学语文课堂。这要算是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

两种不同的文学教育观

在当前的讨论中,许多论者钟情于文学教育。表面上看,想到一处去了,实质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原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教育观。

一种文学教育观认为,文学是历史的一面明亮的镜子,是生活的多彩画卷,体现着关于人世、宇宙和幻想世界的形象思考,体现着人的思想、感情、情操、人格和个性。一代代的人逝去了,他们的精神笑貌却活生生地存留在文学里。通过文学,可以从历史的深度认识生活,了解人生,从中汲取营养。文学,由于它的引人入胜的形象和动人心弦的情感内涵,对于塑造青年人的灵魂、决定他们的人生道路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通过文学教育,要塑造青年一代怎样的灵魂呢?择其要者而言之,要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和语言文字;培养他们的浩然正气,为开创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为战胜艰难险阻和可能遭遇的暴风骤雨而自立成才和无私奉献;培养他们文明的气质,高尚的情操和审美情趣。毫无疑问,这一切,恰恰是我国文学史的主流,以此作为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顺理成章的。

放眼21世纪,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并且充分显示出其优越性,使我们多难的祖国以高度文明、高度民主、高度发达的雄姿屹立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这是十分艰难的。考虑到我国的处境,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并未过时,前面的道路会遇到重重艰难险阻,决非铺满鲜花的坦途。我们一代代的青年应是爱国志士,是百折不挠的硬骨头,非如此,就不算是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足以担当千钧重任。

另一种文学教育观在《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某些言论中不难看到,其所持论点与上文所述大相径庭。他们基于对文学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对中学语文教育进行控诉和批判,列举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罪状”中,核心的一条是“用政治强奸语文教学”。在他们看来这个“政治”简直是万恶之源,遭到“政治”的蹂躏,语文教育只能“培养听任流氓语言支配的奴隶和奴才”,“牺牲了人的尊严”,“腌出一批批发咸、发酸、发辣、发臭、发苦、发甜、发麻、发木的脑瓜”。够了,这种超级谩骂出自学者之口,实在令人遗憾!长期以来,我们使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提法,开放搞活以来,更提出培养“四有”新人。但是他们认为对新人的设计和培养“完全失败了”,“新人”“没有任何灵魂和肉体可言”,“只是一架机器,一个螺丝钉,一块任什么人搬来搬去的砖头”,新人的设计“集中了意识形态对人的要求,也主宰着文学教育如何进行”。这些指责距离事实十万八千里。新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代一代的人,成功地建设着和保卫着我们的国家,其中有不少是国家各条战线的栋梁,以及在各自领域取得重大成就、赢得世界声誉的英才。铁的事实只能使谩骂者自蒙羞辱。

文学教育自然要清除“政治”以保童贞,于是为了恢复“人的尊严”,为了使受教育者免于沦为奴隶和奴才,先生们出来“拯救”文学教育了。对课文中一大批文学精品(其中有的是影响巨大的经典之作),滥施挞伐。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论雷峰塔的倒掉》《文学和出汗》等文章,以及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夏衍、丁玲、臧克家、艾青、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刘白羽、魏巍、秦牧、吴伯箫、吴晗、李健吾、郭小川、贺敬之、柯岩、杨朔等无一幸免。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竟被说成是强迫人们去“杀人”,鲁迅的杂文被说成“局限性大,火药味浓,缺乏和平心,宽容心”。《周总理,你在哪里?》《一件珍贵的衬衫》等被轻蔑地斥为“歌德派”。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被诬为鼓吹“民族间仇恨”,而凝聚着中国人民近百年来革命斗争历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竟成了“压在心头的坟”。(面对这座光荣的丰碑,您的压抑感和不祥感从何而来呢?)不难看出,他们打倒这些作品,用的是清一色的另一种政治棍子。种种荒谬指责,与其说出自一种匪夷所思的奇特逻辑,不如说是出自基于别种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可爱的先生,你们不介意把文学教育从一种政治中“拯救”出来却陷入另一种政治吗?

其实,他们对待政治“强奸”语文的问题并不是认真的,并不是使用平等的原则。他们推出周作人、胡适、梁实秋等人,说“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成就不一定小于鲁迅,有的比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丁玲更优秀”。尽人皆知,胡适、周作人不仅是学者,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政治人物。周作人在日伪时期充当汉奸。把此人请进语文教材充当文学导师,听任奴隶和奴才的恶臭污染文学圣地,只能证明,“人的尊严”云云不过是他们用来自炫的泡沫而已。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弄明白了。他们所谓“强奸”了语文教学的政治有特定的含义,特指50年来新中国的政治,社会主义的政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治,在他们看来,只有这种政治“强奸”了语文教育乃至整个教育,才会把人变为“奴隶和奴才”,变成任人摆弄的“砖头”,变成“发麻发木的脑瓜”,至于基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则尽美尽善,美妙得很,用不着它来施暴,应该用八抬大轿,敲锣打鼓请它进来,与文学教育结为秦晋之好。同一舞台,老包换了曹操,会演出什么戏,可想而知。

两种文学教育观是决然对立的。我们赞成前者,反对后者。

几点思考

一、要充分估计文学教育的作用,应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给予重要的地位。但是并非任何文学教育都是有益的,文学教育必须遵循正确的指导思想。

二、文学教育可以分为思想品德教育和语言教育两个方面。思想品德教育已如上述,语言教育也不容忽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优秀的文学作品凝聚着历代文学大家运用语言的高超艺术,足为学生学习语言的典范。鉴赏文学作品从品味语言入手,鉴赏的过程也是品味语言的过程。艺术鉴赏和掌握语言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

三、中学文学教育的主体是阅读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包括适量的外国作品,并辅以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常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是无比丰富的,教材的选取,决定文学教育的质量。要着重主流,兼顾多样,在比较中增进学生的鉴赏力。要力求文质兼美,着重选取名家名篇。

四、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课中的安排要适当,应只占其中的一部分,低年级少些,高年级多些。另一部分用于教学识字、写字。阅读和写作一般的实用性文字,这也是十分重要的。

五、进行文学教育要着重于发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循循善诱,熏陶渐染。要与生活相联系,开展多式多样的课外文学活动。文学源于生活,是生活的艺术反映。只有联系生活才能使教学生动起来,取得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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