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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庞在谈及“群体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中的教育因素时,说有这样一个主张被不断地重复,最终成了人们最为牢固的民主信念,这就是“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它会万无一失地改造他们,甚至能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而且,你想击败这样的观念,“就像击败教会一样的困难”。但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实际的情况恰如勒庞所说的那样,“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会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要进行不良的影响即可──害处远大于好处”。不是吗?看看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哪一个不是被教育出来的呢?再看看那些梦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孩子的命运究竟幸福改变了,还是朝困苦改变了?哪个国家不是如勒庞所说的,“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部分人无事可做”?可怕的是“法国的教育制度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作者还引用了阿道夫在一本书中的数据──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是30001000──说明了这样的观点:“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

也许勒庞这样的表述过于夸张了,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公立学校教育的结果使得“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做农民,而大多数地位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的儿子从事任何职业”的现实确确实实就在我们身边发生。

当我将勒庞的这些观点与约翰·泰勒·托的《上学真的有用吗?》交汇起来的时候,居然得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这就是“教育之恶”或者说是“学校教育之恶”。看看周遭的学校教育,哪一天不在作恶?最普遍的一就我们的学校哪一天不再重复希腊神话“普罗克斯忒斯之”的故事(强盗普罗克斯忒斯路人抓来,放在一张铁床上,身材矮小的,被他拉得和床一样长,身材高大的,被他砍去一截,也让他跟床一样长)?当我们被送进学校的那一刻起,哪一天哪一个不在遭受这样的心智驯化:服从是最要紧的,一言一行只有随着铃声和喇叭进行,你能有的只能是集体的心智,你已经不在属于你那个你了。你一旦流露出你的本性,你就是另类了。用约翰·泰勒·盖托的话来说,学校“就是一个生产线,像生产钉子那样,作为原料的儿童被它打造成型”。尤其是低年级的集体生活,说是着眼于培养习惯:规定的坐姿,规定的言辞,规定的走路方式等等在许多学校可为“创意不断”。与生俱来的独立意识就这样被学校一点一点地给扼杀了。

这样的教育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儿童明白“只能”和“不能”,其实质就是要让他们懂得对权威的敬畏。“随着铃声或喇叭的行动”,使得我们变得易受影响,确切地说是易受骗了。这恐怕也是学校教育之恶的另一面。在这样的学校教育中,表面上看来似乎使得学生变得老成了,但从心智上来看却又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一直处于天真幼稚与无知的境地。接受了十几年的教育,我们不只驯服了,而且被动了,更为可怕的是原本有的抵触也慢慢地消弭了,变得更容易受权威的支配,更容易融入群体的无意识之中而迷失自我。

学校教育之恶还表象在它扼杀了人们的想象力,一个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人,往往是不会“安分守己”的,这样的个体自然是难管的,因为他们有着难以抑制的创造力,但从学校教育的标准看这样的异见和异却是绝不可容忍的。吊诡的是学校教育并不是不知道“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的道理,但它就是不择手段地扼杀了我们的想象力。这还不算,它偏偏还要来一个“钱学森之问”!

为了说明教育之恶,庞大段大段引用了另一位哲人纳《现代政体》中的文字,有机会一定要买一本来看看。

在分析教育之恶的基础上,指出“教育能够使一个国家的青年人了解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为当前这一代提供的教育,有理由让人灰心丧气。在改善或者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至少能发挥一部分作用。”只是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头脑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可见,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