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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作为大学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之缩影,体现了大学人文传统、办学特色和价值追求,是大学演进历程的活化石,是教育家办学思想的结晶,是大学生价值导向的航标,犹如大海中的一座灯塔、苍穹中的一颗明星。透过校训,可以探寻这所大学的精神内核,挖掘深藏其中的精神瑰宝。大学校,彰显大学的办学理念,蕴涵大学的文化之魂,可谓大学精神之镜诠

韩延明教授和徐芬老师所著《大学校论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8月出版),历时六年,七易其稿,广细查,汇集并分析了古今中外校训数千条。他们多年来笔耕不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终于成就了《大学校论析》这本厚重的学术专著。该书以我国大学校训为主线,通过全面考察和解读大学校,发掘其中存有的问题并适时进行构建、优化,同时图文并茂地向我们展示了中西著名大学校训的精神内涵。该不仅帮助我们了解了一所大学在历史演进中的内在逻辑,而且让我们更真切地领悟到大学办学者的卓越追求和大学自身的鲜明个性。《大学校论析》全书35万余字,立意高远,逻辑严密,史论结合,内容详实,语言生动,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著作。该以其深刻性、全面性和可读性为我们理解和分析古今中外大学校提供了一面透视镜。

关于大学校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多侧重于形式的界定,而疏于对其本质内涵和深邃意蕴的诠释。著者对大学校训的诠释,采取一种比较的方式,将大学校与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校风、大学校徽和大学校园文化进行比较,在对照的过程中向我们揭示了大学校训的独特内涵和内在意蕴。在著者看来,大学校既与大学理念等概念类似,却又不同于大学理念等概念,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被著者诠释得淋漓尽致。“校训,是指学校确定的对全体师生员工具有指向和激励意义的、体现学校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的高度凝练的词语或名言。”[1]这就揭示了大学校训的本质内涵和深邃意蕴,并以此区别于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校园文化等概念,弥补了以往辞书中只是在形式上加以界定的不足,此为创新点之一。

在解读大学校时,著者不仅从史学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大学校训的演进历程,从肇始于古代书院的“院训”,经近代教会大学的发展.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由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大学的校训历久弥坚、薪火相传。相较于习惯性的路径而言,著者采用一种更为辩证、更加立体的叙述方式,对我国大学校训的产生方式、理念内涵和内外部功能进行了精辟独到的诠释.尤其是通过钱穆对中国学问传统的三大系统的概述和布鲁贝克关于认识论与政治论为哲学基础的大学理念的比照,创造性地将大学理念分为传播知识──认识论、学以致用──政治论、崇尚道德──道德论等三种类型,此为创新点之二。

回归现实,著者在分析我国大学校训存在的问题时可谓是忧心忡忡。中国拥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然而大学所确立的真正能够传之不朽的校训却寥寥无几。“千训一面”的格式和样式致使大学校不够灵活多样;文字内容的高度趋同严重影响高校发展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日益空洞的词句使得大学以传承知识和追求真理的本质日益淡化而无异于其他社会组织;近乎口号化的标语使得大学校流于形式,而疏于有关校训的教育活动和文化实践。与此同时,著者尖锐指出了当前我国校训存在着追求真理色彩不浓、对学术自由呼唤不足、为国家社会服务意识不强和对个体人文关怀不够的“四不现象”,并对其进行合理归因。确实,著者对大学校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并不是空穴来风,大学校训的确立不能忽视追求真理、忽视学术自由、忽视国家和个体需要而高谈阔论,否则只是空想家的梦呓玄思而已。然而,著者对当前大学校并不是盲目地批评,而是采取先破后立的路径,概括出凝练性、独特性、稳定性和创新性等构建新的大学校训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广泛征集、初步筛选、民主评议和发布公告等五个构建新的大学校训的一般程序,最后对加强校训文化建设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策略,此为创新点之三。

“纯粹的理论阐述会让人感觉空洞而不易理解,具体的举例分析能够丰富人的感性认识。增强理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著者广搜细核,通过萃取并逐一解读部分中外知名大学的经典校训,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从不同侧面进行透析,期许窥斑见豹,此为创新点之四。

英国著名学者阿什比曾指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2]作为大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校训也概莫能外,它并非异想天开之物,而是与引领大学发展的精神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宗族、家庭为本位的伦理文化和道德观念。强调以家庭血缘为纽带,以社会贡献为要旨,注重伦理道德的德性文化。因而,“主”“求善”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之圭臬。在此种“德性文化”的习染下,行、艰苦朴素、诚信待人成为众多大学校训的思想根源。这些在《大学校论析》中均有体现。如取自《周易》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共同遵循的校训;在校石上的“求实创新、立德树人”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对该校学子的期许,也成为学生正己立身的镜鉴;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不做假账”在诚信缺失的今天则尤显珍贵、切中时弊。此外,天津医科大学的“德高医粹”,北京邮电大学的“德、博学、敬业、乐群”,福州大学的“明德至诚,博学远志”,都不同程度地起到激励师生奋发图强的作用,且每一次的念及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精神的触动。同时,主张海纳百川、天下大同也一直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梦想和奋斗目标,注重、地、人和谐发展,“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因而弘扬正气成为许多大学办学理念的诉求并形象地蕴涵于大学校之中,如山东大学的校训“有浩然,学无止境”,苏州大学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大连海事大学的“学汇百川、德四海”。同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无论是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观念都已在中国多数大学的校训中烙下深深的印记,如中国农业大学的校训“解民生之多艰,天下之英才”,南开大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上海财经大学的校训“厚德博学、经济匡时”,国防科技大学的校训“厚德博学、强军兴国”等等。

相较于中国大学而言,西方大学的校训则是另一番景象。欧美国家现代教育的演进过程中深受古希腊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影响,诚如恩格斯所言:“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3]作为西方教育的起源,希腊教育传统中历来视智慧为传统道德之要旨,并一直被哲学家们视为精神之圭臬。如苏格拉底所言“知识即美德、美德智慧”;柏拉图所倡导的“知识即理念”“最高的美德智慧”;亚里士多德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而人的其他追求从属于此种本性。正是古希腊三哲理念和对智慧的推崇和对西方文化教育所产生的经久不衰的影响,使得求知、求真成为西方大学校训的精神本源。

英国人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指出,大学是探索学问和寻求知识的场所,也是大学与其他机构或场所的根本区别。“由哈佛学院时代沿用至今的哈佛大学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VERITAS字样,译为汉语意即‘真理’。哈佛大学校训的原文也是用拉丁文写的,译为汉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哈佛大学的校徽和校训都昭示着该校以求是崇真为办学宗旨。”[4]19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生产力和科技得到了跨越式发展.要求大学为社会发展培养新型人才,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

此时的大学,尤其是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古典大学已难以适应新的变化,大学越来越脱离了社会发展需求,成为名副其实的“象牙塔”。与此同时,倡导“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并被称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柏林大学应运而生。柏林大学以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校训,以此激励全校师生大胆创新、努力钻研,最终为社会服务成为大学改革的趋势。而此时美国大学的重心既不在文化的发展,也不在学术的创新,而是转向社会服务,培养具有服务技能和意识的应用人才。其中有两所大学最具代表性:一所是在盾形徽章上镌刻一只火凤凰和拉丁语校训的芝加哥大学,其校训译为“增长知识,丰富生活”;另一所是伊利诺伊大学,该校校训为“学习、劳动”,与镌刻打铁的锤子和耕地的犁一起昭示其为公众服务的目标。

此外,西方大学素有追求自由的传统。中世纪大学建立伊始便开始了对学术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权的追求。组建于1222年的帕多瓦大学的校训意为“为全体帕多瓦人民以及世界的自由而奋斗”足以彰显其对自由和自治精神的追求。巴黎大学更是以“法兰克精神最活跃的发源地”为校训和办学宗旨,并以此闻名于世,使大学成为引领社会的航标。及至现代以后。斯坦福大学的校训“The Wind of Freedom Blows”(让自由之风劲吹),有效保障和勉励全校师生自由无阻地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崇尚学术自由,此校训确立之后逐步发展成为学校的办学理念,引领斯坦福大学在自由的氛围下不断开拓发展。

通读《大学校论析》一书,我们发现,就校训的形式而言,中西方大学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中国校训历来注重措辞规范、生动形象、工整押韵,多采用对联的短语形式,充分体现了中国语言之美。而西方大学则较为随意,没有陈述规范的要求,往往各行其是,且多以单个句子的形式呈现,可谓不拘一格。

基于认识论哲学传统的西方大学视真理为亘古不变的追求,探求知识和探索真理成为西方大学发展之鹄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Truth(真理)在大学校中的频繁出现,如哈佛大学的“Truth(真理)、耶鲁大学的“Truth and Light(真理和光明),加州理工学院的“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真理使人自由)等等,诸多大学视真理为本校赖于存在和永续发展的根基,并与社会稳定、宗教信仰等理念并论。与此相对,中国的大学则更注重伦理道德的发展,追求天人合一,致力于国家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倡导爱国爱家,宣扬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道德重于知识,即使是求真、求实的理念也被赋予浓厚的道德说教。这种浓郁的道德性传统,常使西方的思想家们感叹不已。孟德斯鸠言:“中国人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5]由于大学自身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承载着特定精神文化的诉求,所以作为内聚人心、外树形象的大学校也理所当然地被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和追求。

总之,《大学校论析》一书内容丰富、论述深刻、语言流畅、分析透彻,注重了古代与现代相呼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图表与数据相比较,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思,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值得一读!

 

参考文献:

[l]韩延明.大学校论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11

[2][]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7

[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4

[4]刘宝存.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42

[5]德斯.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9

 

作者简介:陈斌,1988年生,男,江西南昌人,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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