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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国际化概述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它是多国经济联系不断拓展和深化的结果。一体化不仅是一种结果,同时也是一个过程。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政治、文化和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这不仅需要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理解、培养协作精神和养成平等宽容的态度,还要求具有全球意识和全球战略眼光。而这一切,没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即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难以全面实现的。

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学术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主题,如学术界不断地从理论上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渊源、内涵、特征、发展动力和推进措施等进行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在90年代显得尤为热烈。高等教育国际化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积极推动的一种活动,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1995年发表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适切性"和"质量"相并列,并认为它们是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三个最主要方面。《政策性文件》认为当今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通过加强跨国科研的联系,稳步发展信息和交流技术,以及人员交流(包括让教师和学生在国际环境中从事学习和生活)进行国际合作。(2)教科文组织早在其1972年出版的《学会生存》中就曾以"团结之路"为题,专门论述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并在时隔24年后出版的《学习──内在的财富》中这样看待了高等教育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即认为“高等教育机构拥有利用国际化来填补知识空白和丰富各国人民之间和各种文化之间对话的很大优势”。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种包含有多种多样具体活动的发展趋势,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真正融人全球意识环境中的教育体验。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课程中的国际内容;二是与培训和研究有关的学者和学生的国际流动;三是国际的技术援助与合作计划。美国是一个极力倡导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不论在进行教育国际合作和人员交流方面都可以说位于世界各国的前列。这种国际化的活动,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除了即刻可见的利益(以经济利益最为明显)外,还有许多尚未显现的潜在利益和影响。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4月的一次关于国际教育政策的讲话中,这样明确指出教育国际化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为了成功地在全球经济中进行竞争并维护我们作为世界领袖的作用,美国需要确保其公民能够广泛地认识世界,熟练地掌握其他的语言并了解其他文化。美国的领袖地位还依赖于同那些在未来将领导其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人士建立联系。一贯而协调的国际教育战略将帮助我们满足如下的双重挑战,既使我们的公民为一种全球的环境做好准备,又继续吸引和教育来自国外的未来的领袖。

仅以招收外国留学生为例,美国是向外国留学生提供最多经费资助井同时因招收外国留学生而获得最高经济回报的国家。美国利用其庞大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系统和设立名目繁多的奖学金项目,努力营造一种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大环境,以使其始终保持着世界上吸收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之地位。在1993~1994年度,共有近45万名外国留学生就读于美国的高等院校,这一人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5%,占到全球在非本国本地区高等院校就读学生总数的34%。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些留学的总人数中,攻读本科生课程和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学生分别达到21360人和201030人,两者共占留学生总数的92.2%,这样高层次的留学生是目前其他任何西方发达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其中相当一部分高层次的优秀留学生毕业后即充实进美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就当时的消费水平计算,平均每生每年需消费(包括学费、杂费、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约2万美元,共计为美国的经济每年提供约90亿美元的经费,并为美国创造了10万多个工作机会。在中等后教育机构就读的外国留学生到2000年已近50万人。作为美国常春藤学校之一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就是这样一所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大学,而且是美国在70年代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第一批接受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大学之一。宾大在2000年招收入学的4280本科生人数,仅占报名学生数(18815人)的22%(比例越少,表明学校的声誉越高),而其中国际留学生(447人)却占到所招新生总数的10.4%。正因教育国际化的如此重要,大力支持教育国际化已成为21世纪今天的美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克林顿总统呼吁教育机构、州和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经济界都必须贡献各自的力量,而联邦政府必须继续致力于:鼓励其他国家的学生到美国来学习;促进美国的学生到国外去学习;支持社会各个阶层的教师、学者和公民进行交流;加强那些在美国学校中建立国际合作和知识的项目和计划;扩大美国人高质量地学习外国语以及深入了解其他的文化;培训教师并支持他们努力向其学生讲授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的内容;发展支持在全世界传播知识的新技术。

二、宾大教育研究生院的国际化活动和进程

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由美国著名人士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于1740年创建的,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享有若干个"第一"的荣誉:富兰克林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开设现代文理课程的学校(1756年);1765年成立了美国第一所医学院并在1874年设立第一所教学医院;其前身费城学院在1779年易名宾夕法尼亚大学,从而成为美国第一所称作University的学校;1881年成立第一所商学院;1887年建立了第一所大学博物馆。宾大教育研究生院的国际交流处(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成立于1993年,在作为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或教育学院内设立作为实体单位的国际交流处,这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也堪称“"第一”,至今在美国各大学教育研究生院中仍享有“唯一”之称。正是这一国际交流处的设立,使得宾大教育研究生院的教育国际化开展得如火如荼,创造了一种如何通过教育国际化使参与国的教育和人员受益的方向。

1.教育研究生院简介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894年。是年,布鲁姆鲍格(Martin G.Brumbaugh)博士被任命为宾大的第一位教育学教授(Professor Pedagogy),当时隶属于哲学系。1914年创建了独立的教育学院(School of Education),开始了培训中小学教师的使命。到1931年,学院成立了研究生部(Graduate Division),开设了导向教育科学硕士学位(M.S.in Education Degree)的课程,到1944年正式授予博士学位。现名的教育研究生院正式成立于1961年,从此开始了宾大教育学科之研究与教学的新的历程。但在70年代中期,教育研究生院曾发生过一场生存危机。这一危机始于任期到1974年8月1日的格劳斯(Neal Gross)院长的提前辞职,从而引发了大学校长决定对教育研究生院进行一次检查评价。在1975年2月大学发给教育研究生院教员的名为《教育研究生院之未来》的备忘录中,大学提出了解决学院之未来的四种"基本方法":一是由学院教师提出的增加额外资源以发展在教育领域的学术领导地位,此方法虽为理想但大学却无此经费;二是维护目前的状况,但大学也无经费;三是缩小学院之规模,集中发展学院力量最强的学术活动;四是关闭教育研究生院,但在其他学院内设立一个小而强的教育单位,此为最激进的改革方法。大学最后决定在方法3和4中进行考虑,并在《纽约时报》和费城的报纸上刊发了教育研究生院之未来的新闻报道。但在基层(主要是教育研究生院教师)的积极努力下,大学校长最后还是决定让院长遴选委员会继续遴选学院新院长。到是年夏季,宾大的海姆斯(Dell Hathaway Hymes)教授,一位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和语音学专家,受聘出任教育研究生院新院长。一场学院存在与否的危机随之结束,教育研究生院继续其教学、研究和服务之职能。教育研究生院现共有4个学部(division),包括教育领导、教育语言(Language in Education)、教育心理学和高等教育,开设有教育科学硕士、教育博士、哲学博士、州级证书和宾大本科生计划等课程并授予相应的学位或证书。研究生院设有的研究机构主要包括:社会政策研究与评价研究中心;城市人种学中心;健康、成就、邻里成长和种族研究中心;教育政策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扫盲研究中心,内设全国成人扫盲中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办的国际扫盲研究所和宾大技术与教育学习实验室等3个单位;全国父亲和家庭中心;杜?鲍伊斯(W.E.B.Du Bois)机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育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主要受教育部资助、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教育研究机构,其组成单位包括全美5所著名的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斯但福大学、密执安大学和威斯康星一麦迪孙大学,承担着教育部和各类基金会的各种合同研究和委托研究。

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教育研究生院也有一定的历史。研究生院教授、著名比较教育史学家布里克曼(William W. Brickman)在其所著《教育学、专业主义和政策:宾大教育研究生院史》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了70年代期间的这种交流、合作与研究:

在国际方面,格劳斯院长于1969年夏天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教育科学院。他在1973──1974年成为巴黎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顾问,并在1974年成为牛津大学沃夫深学院的访问研究负及教育学院的成员。布里克曼教授则于1968~1975年期间在东德、英国、加拿大、以色列、苏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从事研究项目,出席会议及发表讲演。他还完成了2项美国教育办公室(U.S.Office of Education)的项目:西班牙教育改革的实地研究及西欧和东欧职业教育的文献分析。

2.招收留学生和接受访问学者

作为一所以研究生为主的学院,教育研究生院的在校学生人数并不多,在1998~1999学年度,共有攻读各类学位的研究生720人,其中55%为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占45%;76%为全日制学生,余下的24%为非全日制学生。在全部学生中,国际学生占14%,他们来自20多个国家,而且重点相对有所侧重,如非洲学生来此学习如何管理基础教育学校,立陶宛的学生学习创设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中国学生学习如何从事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策略,印度学生则增强关于成人扫盲的教学实践,等等。从发展来看,国际学生的人数近年来有着一定的增长。由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教育研究生院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的美国研究生院年度排行榜上名次的逐步上升,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国如日本、巴西、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立陶宛、中国等的访问学者前来教育研究生院进修学习和研究。仅在1999~2000学年度,就有来自中国、菲律宾和斯洛伐克的3名美国富布莱特学者在教育研究生院从事研究工作。

3.国际合作项目与培训活动

合作研究、教育培训和主持或发起召开国际会议,都是教育国际化的表现形式。这些活动在教育研究生院自1993年创建国际交流处以来,尤其在福尔曼(Susan Fuhrman)教授自1995年任院长以来,一直倍受重视。这里仅列举几例,以达管中窥豹之效。

在国际合作研究中,最为显著的是发起于1993年的六国教育研究项目(Six-Nation Education Research Project)。作为发起单位,教育研究生院协调着这一国际项目。

六国教育研究项目是一个国际项目,对参加国所共同感兴趣的教育专题进行研究合作。该项目的指导理念是:教育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项目参加国包括美国、中国、日本、新加坡、瑞士和德国。每一个国家主持负责(并有其他国家人员参与)一个不同主题的研究项目,具体如下:●教育评价、结果与经济指标──中国●数学和科学教育──美国●高等教育──-日本●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普通技能──德国●语言教育和素养──新加坡●职业培训和教育──瑞士六国教育研究项目的活动由常务委员会监督,这是一个由代表六个参加国的高水平教育专家和决策者组成的领导小组。六国教育研究项目自开展以来,已先后组织召开过多次专题会议和3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累计各国平均使用的研究经费达到150万美元。该项目计划将在2001年举行由项目参与国教育部长率团与会的项目最终大会,并向各国教育部提出最终报告。

富兰克林国际科学教师培训计划(Benjamin Franklin International Science Teachers Program)是研究研究生院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一个规模较大的国际培训项目。这一计划始于1995年,最初是每年向新加坡的科学教师(理科教)开放,倍受新加坡教育部的重视。鉴于培训计划实施多年来的良好结果,该计划已于1999年开始扩大至包括来自上海和香港以及泰国的科学教师,每年约50名中小学的科学教师前来美国参加培训,而参加第一期培训的只有4位新加坡的教师。这一培训计划通过向来自东方各国的中小学科学教师提供参观美国著名的科学博物馆、实地考察中小学(如曾是若干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读过的纽约斯蒂文森中学)的科学教育、与著名科学家或教育项目官员的直接对话(如三上太空的宇航员、现为美国《2061计划》项目主任的奈尔森先生)、接受富有培训经验之专家提供的教学方法论等课程的机会,使参加者能了解美国中小学科学教育中的教学方法,转变科学教育的观念,并能最终参与本国科学教育和教学的改革。

教育研究生院开展的其他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主要还包括日本东京的公立女子大学(Kyoritsu Womens University)暑期培训计划,该计划是这所私立女子大学英语课程的一种延伸,旨在提高学生尤其在听说方面的英语会话技能,给学生提供直接体验美国文化的机会,特别重视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种族多元、家庭生活、基本的美国方式等方面的内容。这一计划始于1995年,迄今已举办了6期。此外,教育研究生院还与日本举办两国高等教育论坛,与泰国举办两国高等教育论坛和科学教育论坛,并且与日本、新加坡和泰国一起联合召开有关大学课程设置和学分之鉴定标准的学术研讨会。

还须一提的是,教育研究生院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联合在研究生院内设立了国际扫盲研究所,以从事世界范围的扫盲政策和扫盲研究。该研究所的活动包括举办国际暑期扫盲培训班,组织召开国际扫盲教育大会,开展国际扫盲培训和发展计划,就扫盲需要进行跨国研究等。

4.与中国进行的教育合作研究在不断发展和扩大的教育研究生院的对外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是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在过去的六年中,教育研究生院与中国的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术界进行了密切且有成效的合作,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项目、教育培训、召开国际会议、接受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接待来自部委、地方和学校的各类代表团等。教育研究生院当前正在进行着若干项与中国有关的教育合作项目、培训计划、国际会议;根据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协议,接收了全额资助的博士研究生;仅在1999──2000学年度,就为来自北京、上海、云南等地高等院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各类访问学者8人(如美国富布莱特项目、中国国家留学基金项目、世界银行资助项目、其他部委及地方省市级项目等),提供了在教育研究生院学习和研究的机会(访问学者可以免费旁听大学各学院的各类课程,免费享有办公地点、进计算机实验室等条件)。

除了上述有中国参与的六国教育研究项目外,另外最早进行的合作研究项目是美中展望21世纪教育发展(U.S.China Planning for the 21st Century)。这是教育研究生院通过设在研究生院的教育政策研究中心(CPRE),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一项合作研究,着重于从幼儿园到12年级(K-12)的督导制度。作为项目一部分,教育研究生院已先后多次派出来自美国各高校的22位美国专家学者前来上海参加学术会议,到中小学进行实地考察;上海也先后两次组团前往美国进行学术考察和学习。

高等教育管理培训计划(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是正在进行中的一个培训项目。这是在美国摩根斯但利财团(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的支持下,由教育研究生院为中国高等教育管理者提供的一种培训计划。在这一培训计划中,既有由中国教育部派出高等教育专业人员来美国学习大学管理的科学方法,以适应中国经济转型的宏观背景下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有由教育研究生院派出教育专家前往中国对大学主管财务和后勤的校长进行培训,如已先后三次在上海举办了面向高等院校主管校长的财务管理培训。这一计划除了高等教育财务管理外,最近还将其内容扩展到后勤管理、课程开发管理和研究管理等专题。

作为六国教育研究项目之组成部分,又与这一高等教育管理培训计划相关的一次高等教育国际会议──上海"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国际研讨会",已于2000年11月1──3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此次国际会议的发起单位主要有中国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高校后勤服务中心、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美国方面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摩根斯但利财团,有来自德国、日本、瑞士、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韩国、美国和中国等10个国家约20O位人员与会,其中包括政府决策人员、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专家学者,以及公司和企业的代表,共同讨论因全球经济环境之变化、科技进步及财政改革而对各国高等教育体制及其管理所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具体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和学校后勤管理等主题。

此外,已经进行的或正在进行的各种合作活动还包括:(1)学生贷款项目(Student Loan Project)。在Sallie MaeCorporation(美国的贷款银行)的支持下,教育研究生院正与中方合作,重点研究美国的学生贷款制度,并希望通过借鉴已实施几十年的美国学生贷款制度的经验教训,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尽可能快地建立适应其中国国情的学生贷款制度,以服务于迅速变革中的中国高等教育。(2)教育研究生院-CIGNA培训计划(Penn CSE-IGNA Traing program)。自1996年以来,教育研究生院与CIGNA财团合作,共同向中国的行政人员提供一种培训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增强参加者的经济学知识、英语和美国商业文化,着重了解美国的工商实践,尤其是美国的保险制度。该计划的课程包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有关管理、美国商业文化、英语和美国高等教育等专题的授课内容,课程由教育研究生院和沃顿商学院的专家教授主讲。(3)江苏高级行政管理培训计划(Jiangsu Executive 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由教育研究生院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合作的这一计划,在与江苏省人事局的协作下,向来自江苏省的40多位官员提供了学习面向21世纪的创新管理,为期2个月。提供的课程主题包括会计、财政、商业法、经济学、组织效益、人力资源管理和经济发展等。(4)上海天才学生计划(Shanghai Gifted Student Program)。在与上海市教委的合作下,这一计划已在1998年启动。同年来自上海的10位年龄在12至14岁的学生访问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一计划中的课程作业都是实验性的,学生们接受综合了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并在自然环境中进行了科学实验,既掌握科学知识又了解了环境保护,既了解了美国文化又提高了他们的英语能力。这些学生在活动结束时都已学会了设计个人网页的技术。(5)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协议。北京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签订了一份人员(包括学生和教师)交流的正式协议,具体由教育研究生院和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执行。根据这一协议,双方已经互派教师和博士研究生到对方进行访问和从事研究。

三、可持续的教育国际化──与教育研究生院国际交流处严正主任的一次访谈

宾大教育研究生院教育国际化的蓬勃展开,得益于学院拥有目前仍为美国各大学教育研究生院中"唯一"的国际交流处。但国际交流处的设立和存在,只是一个无生命的机构的存在。所有工作的展开,都离不开人的努力,尤其是人的创新精神和主动性,这种创新精神和主动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只有4位正式员工(包括主任和副主任)和若干位非全日制人员(多为勤工俭学的在校学生)的国际交流处,却开展着如此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这不能不令人叹服。为此,笔者怀着敬佩和好奇,与学院国际交流处主任、美籍华人严正(Cheng Yan Davis)女士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访谈。

赵:严老师,您在高等教育领域从事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已有10多年的历史。依您的经验和看法,您是如何理解今天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严:我同意你在前面提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所包含的几个主要方面,或者说这是有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普遍认识、但我个人还认为,这种认识现在已经不那么全面了,已经不能包容尤其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践了。从我个人的体会,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参与国际化的人员已经不再局限于教师和学生。随着地球村概念的日益为人所接受,教育已经日益成为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决策者以及高等院校的高层管理者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积极参与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类国际性或跨国性的教育圆桌会议的召开,从而为决策者和高等院校的高层管理者直接参与这类教育国际化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机会。90年代后期,战略思想、高层网络、对话机制等的形成,使得这种决策者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一种方向。二是随着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和终身学习理念的传播,企业界经济界开始与高等院校进行合作,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积极推动者。他们不仅为这种国际化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而且还直接参与这种活动,如你前文提到的美国摩根斯但利财团。例如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从国外聘请专家学者为自己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提供在职培训机会,或者目前在中国的诸多独资或合资的咨询顾问公司提供的各类培训课程(尽管它们主要以营利为目的)。我认为这些都可以看作是21世纪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赵:教育研究生院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主要是在您就任主任之后展开的。不知您可否谈谈您的工作思路?

严:我想,作为一个组织(大学、学院或学院下的部门)的负责人,首先需要有自己的vision(愿望),要能对自己组织的前景和发展方向作出概括的描述,即未来该成为怎样。或者简单他说就是未来若干年后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是一。第二,必须有市场意识、营销意识,也就是说必须有开拓精神,但这种开拓不是凭空的,而是脚踏实地的,否则就会落空,就会失败。办企业是这样,我这里开展项目也是这样。三是要能够估计,估计出谁能给你钱,或者说你能从哪里弄到经费。没有经费显然是难以开展工作的。教育研究生院国际交流处自1993年成立至今,平均每年使用的经费约50万美元。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人员工资外,这些经费不是大学或学院下拨的,而是靠我们自己设法筹来的。有了这几点,工作就能开展起来,而且能够持续下去。

赵:我在教育研究生院的时间虽然一年还不到,但我发现这里的国际合作项目和交流活动有着很大的持续性。您是否可举一二个事例,具体说明这种可持续性?

严:1993年国际交流处成立后,我们首先组织了几位教授前往中国、日本、新加坡、德国和瑞士等国访问。美国教授对于国外教育的情况和发展原先并不熟悉,而且总以为美国的教育第一,但这次出访使他们看到了新加坡设备完善的学校,看到了中国渴望改革的心情和潜力,看到了日本人集体创业的传统,使他们感到东西方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从而达到一种互补、并十分乐意进行合作研究。从最初个别专家教授访问其他国家,到现在教育研究生院70%以上的专家教授都到国外去过,而且现在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在课堂教学中穿插性地告诉学生其他国家的教育情况,以示比较。六国教育研究项目就是在这样最初访问的基础上开始的。我们在宾大校长的帮助下,于1993年12月邀请了上述5国的教育官员和专家前来美国、用了一周的时间商讨了合作议题,从而开始了这一"六国教育研究项目"。随着2001年"六国教育研究项目"大会的结束和最终报告的提出,这一项目本身将完成。但由于多年相互合作所建立的关系和纽带,使得合作者在结束一个项目的同时,又在设计和酝酿新的合作项目。正如一些参与者所说:“六国研究项目永远不会结束,只会做得更好。”我们已经商定在六国项目的基础上建立圆桌会议机制,进行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教育咨询服务,进行多国教师同时参与的教育培训等。

“多国教师同时参与教育培训”已经落实于富兰克林国际科学教师培训计划。该计划第一次实施时只有4位新加坡的科学教师,后来扩大至中国和泰国,而且是同时来自两个国家的教师,如1999年11月的培训同时包括来自上海和新加坡的教师,2000年4月的培训则由来自香港和泰国的科学教师,人员也扩大至每期约40至50名中小学的科学教师。我们同时不断地对培训计划进行改进和提高,形式和内容都与最初有了很大的变动,如在最近的一次培训中,我们直接请了现为科学教育课程改革的《2061计划》主任的美国前宇航员、美国全国科学教师协会主席、美国教育部学习技术部门的项目经理、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官员等人前来给学员进行讲演和研讨。

赵:我发现国内大学国际交流处的工作重点与这里有很大的不同,您能否谈谈您对大学国际交流处的功能及其作用的看法,因为我想这在高等教育教育国际化日益成为一种趋势的21世纪,对国内大学的国际交流处(或与大学其他机构如科研处一起)改进和开展其工作,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严: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国内各大学的国际交流处在经费并不宽裕或说紧缺的情况下,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在与国内诸多大学进行交流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这是需要肯定的。由于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的系统不一样,工作重点也就不完全一样,服务的内容也不完全一样。但有一点或许是一样的,即国际交流处不应仅仅成为一个事务性的单位,只是安排学校人员的出国事务和招收外国留学生,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几个人关起门来讨论自己的工作重点。而应成为学校的思想库,成为学校国际合作的战略规划单位,应该促进大学之间的国际交流,为学校的教授有更多从事国际合作研究的机会和资源创造条件,争取资源。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国际交流处成立有2个顾问委员会,一个由宾大教育研究生院的领导、教授、学生所组成,另一个是国际企业家委员会,其成员包括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企业家。这些顾问委员会定期为国际交流处的工作重点及经费筹措出谋献策,有的甚至直接给予经费资助,为我们这些年来的教育国际合作及其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赵:我在这里为期一年的学习研究即将结束,在此期间曾得到国际交流处的帮助和支持,特借此机会向您表示感谢,并祝贵处在未来的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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