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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泉(18741937),字筱庄、小庄、肖庄,中国近代教育家。天津人。曾入京师同文馆算学就读。后留学日本。1904年回国,服务教育,主编、编著《直隶教育杂志》、《国民必读》等白话图书杂志,在民间非常流行,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声。次年底,随严修到清廷学部任职,历任主事、郎中、师范科员外郎。1910年,擢升为学部实业司司长。

 

19125月,陈宝泉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任职期间,上书袁世凯论述发展师范教育之切要,主持制定《北京高师规程》、《北京高师五年计划书》,将原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二部,扩充为国文、英文、史地、数理、理化、博物六部,增设附属中小学、教育研究科、职工养成科、体育专修科及东三省师范养成班;筹集经费,完成研究室、图书馆、体育馆、各科实验室、工业部之建设;倡设运动会、辩论会、游艺会、新剧团、雅乐团、讲演会、平民学校,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初步奠定了日后北京师范大学规模。

 

五四运动时,陈宝泉与蔡元培等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他以校长身份亲自到校门口迎接“高师八勇士”,为了他们的安全和毕业后的出路,又亲自为他们改名字,体现了一个敦厚师长对自己学生的爱护。

 

陈宝泉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聘请一批著名学者来高师长教,如王桐龄、邓萃英、许寿裳、马寅初、张耀翔、经亨颐、陈映磺、马叙伦、丁文江、翁文灏,何炳松、沈步洲、陶孟和、钱玄同、黎锦熙、毛邦伟等40余人,尽一时之选。

 

陈宝泉在管理中,以“诚勤勇爱”为校训,采取校务公开原则。他不仅及时借鉴北大的改革经验,而且在推行学生自治和平民教育等方面成绩斐然,使北京高师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北大之外的又一重要阵地。陈宝泉办学有方,赢得了师生的深切爱戴。1920年,陈宝泉辞去高师校长职时,校内外群起挽留,与当时社会上一些学校驱逐校长之风形成鲜明对照。

 

在继承传统和学习外国的问题上,他曾在《国民镜》中鲜明地指出:“不墨守唯我独尊的谬见,对于中外学问事功,其爱憎取舍,论其实不论其名。”他强调大胆学习外国,并引俗语说: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国家若不取法各国,何以富强呢?”正确的态度是: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本国为完全独立之国。”基于这种思想,陈宝泉在执掌高师期间曾多次考察国内外教育,如1915年率北京高师附小主任郑际唐、北京高师附中主任韩诵裳参观江苏、浙江教育;1917年与黄炎培、郭秉文、蒋维乔等参观日本、菲律宾以及广东、香港教育;1919年与袁希涛等考察欧美教育,并请著名教育家孟禄访华;邀请张仲述、李建勋、张耀翔等等留学生回国任教。

 

陈宝泉任高师校长期间,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集会和学术团体的领导工作,由他亲自创办并担任会长的重要教育社团有: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北京教育会、天津县教育会、全国师范教育研究会等。又与张元济等发起师范讲习社,编辑出版《新体师范讲义》。1915年参与发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以后历届年会均参与主持。19171月,与蔡元培、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4月,受教育部委托主持召开全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会议;9月向教育部提交关于设立道德教育研究部的呈文,获准施行。同年在北京高师主持召开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与黎锦熙、钱玄同等创编国语教科书。19193月,教育部组织教育调查会,由陈宝泉、蔡元培等九人组成,陈分别担任普通教育调查股、师范教育调查股成员。同年,与袁希涛共同创办中华博物学会,任副会长。

 

陈宝泉在“高师改大”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19年山西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上,他就与邓苹英联名提出了《设置师范大学案》。1922年以后,他以教育部官员身份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与梁启超、张伯苓等九人担任北京师范大学董事会董事;又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师、教授。

 

陈宝泉是我国师范教育的卓越前驱,一贯重视师范教育,尤其在高师校长任内提出的改革师范教育的意见、建议,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说,小学教师为“国民教育之母”,中学以上教师为“人才教育之母”,所以要不断提高教师待遇;师范教育须独立设置,自成系统,招生人数与中小学数量“要互成比例”;教师是神圣的职业,须重视人格修养,要有信仰。不能偏重“智”,忽视“德”;教师必须真正做到诚勤勇爱、为人师表、以身作则。

 

他主张资遣师范学校教职员到国外游学游历,加强教员培训,提高教员素养,认为: “促进师范教育之进行,则国民教育根本自固”。19136月,他在北京高师学生毕业式上指此“教育为国家命脉,师范为教育胚胎”,教导毕业生要“以教育事业为第二生命,以师范名誉为无上财产”。在《北京高师毕业同学录·序》中,他指出“凡我同人,应以北京高师教育之发展为无上之目标,无论在职去职,在京在外,今日明日,共向所定之目标,加以无限之助力”。调入教育部后,他仍经常关心北师大的发展,希望师大同仁明确北京师范大学在全国特殊的重要地位,“使师大之校风可以转移全国教育之风气”。北京师大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这与陈宝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他在北京高师倡导学生自治,推行自学辅导实验,强调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1920年前后,陶行知和陈宝泉南北呼应,相继主张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陈宝泉指出: “方法由宗旨而定,今日教学法之宗旨,应力斥教员中心主义,而实行儿童中心主义,故不曰教授法,而曰教学法。”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这是教学观念、教学思想领域的重大变革,是教学理论上的重要探索,它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教学改革乃至整个新教育运动。

 

陈宝泉任北京高师校长达九年之久,从校址的开辟,校舍的建筑,到教员的延聘,系科的设置,直至各种规章制度的订立,都是由他主办的,“卒蔚成此全国最大高等师范之基础”。他既是北京高师的主要创办人,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主要奠基人与创办人之一。为了表彰陈宝泉的光辉业绩,北京师大分别在不同时期建有“筱庄楼”和“筱庄斋”。

 

(摘自北京师范大学《校友通讯》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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