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建立在本课题研究的总的起点和本课题具体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起点上。本课题研究的总的起点是:教育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生态,它需要谋求与经济、社会、文化统筹发展的各种机制,需要从物质、制度、观念三个不同的层面去研究可持续发展中的需求、矛盾、层次、类别以及政策制定等问题,这样才可能建立一个与经济、社会、文化相协调的、和谐的教育现代化形态以及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本课题具体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起点是:教育的“普及”问题。这里的“普及”主要指的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教育起点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和之后的“后普及”发展问题,由此可以引发教育生态中需求多元化的结构性变革和供给机制的多样化变革,并进而生发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与公共教育政策制定有关的研究问题与新发展观。

 

(一)研究内容

 

1.高普及与多样化并举

 

主要研究教育需求的多元化与总量供给机制的多样化问题。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人们的教育需求在量与质上均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与之相匹配,要求有相应的多样供给机制,这是保证教育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全面建设小康时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和公共教育政策制定与调整的起点。由此,研究的内容有:全面建设小康时期的多元教育需求及其政策定位研究;政府、市场、社会公益力量在有效供给机制中的关系研究;多元教育需求与有效供给机制的匹配研究;教育发展规模与办学条件保障之间的关系研究。

 

2.高位均衡与相对公平同构

 

研究教育普及中的优质资源均衡配置与利益协调机制问题。在教育的多元需求获得一定满足、有效供给机制相对形成后,教育的均衡问题将由基本保障条件的量的均衡向多元化的质的均衡转变与发展,这是教育发展进程中必然出现也无法回避的新问题,也是全面建设小康时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和公共教育政策制定与调整向纵深推进的动力。由此,研究的内容有:社会阶层的分化与不同教育需求层次的研究;全面建设小康时期教育均衡发展的质性要求及其特征研究;市场机制与公共教育政策在教育资源配置和全面协调中的作用研究;教育的公平与效率在全面建设小康时期的新特点研究。

 

3.传统与现代交融

 

主要研究国家文化、精英文化、世俗文化三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问题。由教育的多元需求、供给机制的多元需求和均衡发展的多元需求引发的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需求,并可能引发国家文化、精英文化、世俗文化三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且对教育的培养目标和人才标准等带来一定的冲击与变化。因此可以说,教育问题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和价值特性。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与真正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密切相关,也是全面建设小康时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和公共教育政策制定与调整的最终旨归。由此,研究的内容有:国家文化、精英文化、世俗文化的特性与关系研究;多元文化需求与教育价值观的选择研究;多元文化的渗透与教育平衡机制的选择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教育生态的建立与公共教育政策的调控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方法基于本研究的层面定位。本研究的层面定位是:本课题既不立足于教育现代化纯理论的探讨,也不立足于教育现代化纯技术的操作,而是立足于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教育政策的制定层面,试图研究的是一个介于教育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之间或联通教育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在新发展观指导下的、带有战略性目标的政策制定问题。由此,本课题研究主要采取理论探究、实际考察、个案分析、战略建构四位一体的做法,既将逻辑演绎、历史回顾和比较分析相互结合,又将教育学、社会学与未来学各学科贯通融汇,以形成一种整体、有机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

 

二、 研究分析与讨论

 

(一)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供给生态

 

就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供给生态而言,主要解决的是教育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穷国办大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资源不足,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人们的教育需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逐渐由量的需求转向质的需求,由一元需求转向多元需求,由生存性需求转向发展性需求,由一次需求转向终身需求。这样,历史上由政府包揽的一元办学机制,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但现在却遭遇到了挑战,因为事实上单一的政府供给机制已经失灵,因此,完善的教育供给生态应该是政府主导下的多渠道供给生态,它由市场机制和社会公益机制共同构建。为此,本课题对当前社会公益机制的创新作了专门的研究。

 

传统的教育供给的政府主导体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总量供给不足。应当看到,“人口多,底子薄”是近代以来乃至当今中国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仍然相对落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之间的基本矛盾仍然非常突出,由此派生的资源的稀缺性与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包括教育供给总量跟不上需要,教育供给标准逐步提高,教育运行的成本不断增长,以及教育的消费需求与教育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都给新时期的教育供给带来了巨大压力。显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要以政府有限的教育经费来承担占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教育供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谋求多渠道。二是政府供给机制自身的不完善。主要指政府的供给没有真正实现保障作用,常常随着人治出现波动,造成“年年有增长、年年无保障”的供给格局。即使实行“三增长一优先”的宏观监测引导政府投入的稳定性,但也因为缺少科学微观的保障机制而导致管理失灵。因此,必须从单纯扩大供给走向有保障供给,因为总量供给够与不够的本质是保障问题。具体来说,政府要在过去“三增长一优先”、强调宏观监测的基础上,建立保障发展的微观机制。一是要有保障目标,即保工资、保安全、保运转、保贫困生、保发展;二是要有保障水平,要有国家与各级政府的相应的保障标准;三是规范保障实施,坚决制止经费不到位或乱收费;四是完善保障结果的监督和问责,不仅要有督导,还要有审计与监察。这样,才能使政府的保障作用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

 

解决总量不足的措施,是在依法保障政府公共教育投入的前提下,在教育供给尤其是非义务教育供给领域适度引入市场机制,运用成本分担原则,实现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政府资金缺乏和机制不完善之间的平衡。这也是由市场机制的特有功能决定的。市场机制具有资源优化、提高配置效率的功能。公平竞争,是市场机制的一项重要原则。通过公平竞争,可以促进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和相对集聚。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法则,一般来说,教育资源都是向教育需求旺盛、市场前景广阔、教育服务优秀的地区和教育机构集聚,同时,为了应对激烈的教育竞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各个地区和教育机构的内部也会产生强烈的资源整合和优化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各教育机构之间强强联合,强弱兼并,实行资产重组,盘活存量资源,产生1+12的规模效应,最大限度地提升教育供给的效率。市场机制具有筹措资金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具有强大的社会资金集聚功能。在旺盛的市场需求吸引下,社会资金会源源不断地流向教育,并从而缓解公共教育经费的不足。市场机制具有供需平衡功能。“需求导向”是市场机制运作中一项重要的内在规则。在铁的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哪里有需求,教育资源就向哪里流动,如此周而复始,促使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一直处于相对平衡状态。总之,市场机制解决的是老百姓最需求的问题,在当前解决“有没有学上”的领域中,民办高校是有效利用市场机制的机构;在解决“有没有好学上”的领域中,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类优质民办学校则是可以运用市场机制的机构。当然,市场机制也有失灵之处,市场调节也有其固有的弱点,表现为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如果不加规制,就不可能真正保障合理的教育供给;市场调节具有趋利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利益经济,不可能自动作为公益力量来调节社会公平,扶助弱势群体。

 

由于政府教育财政的直接供给不足以及市场机制固有的营利需求、谋求回报所带来的不完善,使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成为问题,这就迫使人们思考除政府、市场外,必须谋求社会公益机制,形成一个与多元教育需求相匹配的多元供给机制,保证以多元化的供给与保障机制满足多元化的教育需求。事实上,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日益增加和积聚,也使供给生态的创新成为可能。建立包括社会公益机制在内的多元教育供给机制,体现多方利益诉求,不仅有利于缓解教育经费短缺,扩大教育供给总量并提高教育质量;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唤起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财富积聚之后合理散财,寻找财富的归宿,有利于调和社会转型期多元利益主体的冲突和矛盾,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旨归。

 

本研究着力从两方面探讨了社会公益机制问题:

 

1.探讨社会公益参与的新机制

 

这是本课题在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供给生态部分对教育供给“公益参与”的应用性理论创新。中国的特殊问题是中小企业很多,本身拥有的自有周转资金较少,要在不妨害他们经营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募捐机制,就要改善公益运作机制,一是实行国家税收优惠,二是将捐赠的基金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运作,即冠名留本。本课题在剖析常州、无锡两个基金会探索“企业留本冠名认捐”的慈善捐赠新方式案例基础上,提出了基金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运作的新机制理论,创新社会慈善捐赠方式,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公益发展共赢的和谐局面。2005年江苏省常州市慈善总会开展了“慈善月”活动,常州市慈善基金从原来的1 189万元猛增至25亿多元。截至20061月,常州市本级慈善基金总量达到了344亿元,加上金坛、溧阳、武进的慈善基金68亿元,全市慈善基金总量达到1024亿元,位列江苏省第一,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实现这一慈善捐赠爆炸式增长的背后,除了宣传发动、政府领导表率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了捐赠形式。常州市慈善总会采取了与以往“慈善一日捐”截然不同的方式,除了把捐款全部吸纳为慈善基金,依法安全运作的方式外,还开创了“企业留本冠名基金”的捐赠方式,即企业认捐通过签订协议的契约方式。捐认资金所有权归基金会,但资金使用权仍在企业。为了克服小企业捐赠后自有资金短缺的困难,捐赠本金仍留在企业合法正常运作,每年将本金7%的利息分两次交付给市慈善总会。对捐资1 000万元的重点企业,慈善总会根据其意愿,实行助困、助医、助残、助学等定向冠名救助,方便企业了解捐赠资金的流向。在此基础上,创新救助样式,安排捐资企业家直接参与发放救助金。正是这种灵活的捐赠形式,透明的资助方式,激发了众多企业家的捐赠热情。在“不靠行政推动、不靠任务摊派、不下硬性指标”的前提下,走出了“依靠宣传发动,坚持自愿原则,重点企业带头,社会广泛参与”的公益捐赠新路。继常州之后,无锡市慈善总会于2006年建立了“冠名认捐基金”,在运作上与常州市慈善总会的“企业留本冠名基金”相仿。截至200811月,无锡市慈善总会已募集到48家单位的冠名认捐基金428亿元,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常州和无锡两市慈善总会的成功案例,显示了“企业留本冠名认捐”的慈善捐赠方式具有一定的推广意义和发展空间,是基于现阶段我国企业发展实际情况的公益参与模式创新。

 

2.探讨社会公益参与的理论解释

 

经济的富裕、制度的激励和内在的意愿已初步形成我国发展社会公益的可能基础。首先是作为物质基础的财富积累。在综合国力大大提升的同时,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企业和企业家,他们积累了庞大的资金,并且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积聚,这从近年来在社会上引起广大反响的财富榜可以得出结论。据2004年胡润中国内地百富榜统计,内地首富已有百亿资产,2003年百富榜前20名富人的平均资产为4095亿元,而这个数据在2004年已攀升为555亿元,年增长率36%。虽然百富榜只是我国民间财富积累的一个缩影,其准确度也存在争议,但至少说明了我国民间财富积累已达相当规模,且快速增长,这为民间社会力量从事公益事业、参与教育供给构建了相对丰厚的物质基础。其次是作为制度基础的政策鼓励。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公益捐款均能享受一定比例的免税优惠,这是运用财税制度鼓励捐赠行为。我国目前对于教育捐赠的税收优惠强于其他公益事业,200425日下发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第八条规定:“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事业的捐赠,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这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公益捐赠规定“个人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30%、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3%的范围内捐赠免税”已是很大的优惠措施了。此外,政府也意识到,随着民间资本日益强大,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并及时引导其作用的重点从早期的个人救济逐步向参与社会公益事务发展,是当下之所需,同时在基金会的政策上也有了新的突破。200461日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首次对基金会作了公募型和非公募型之分,确立了私立基金会的合法地位,使中国的企业和个人也可以出资设立基金会从事公益事业。而在此之前,由于政策不明晰,即使有企业家有意成立基金会从事公益事业也是持观望态度。再次是作为意愿基础的内在需求。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分析,绝大多数个人捐助不是为了经济上的回报,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交往、尊重、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或是出于道德和责任的体验和实践。企业等法人参与社会公益,则多从获得长远社会效益回报考虑,意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得到社会的认同,培育潜在的用户群等。

 

在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公益三位一体的总量供给机制中,公共教育政策的整体框架设计是:第一,完善优化供给机制,开辟多种渠道,增加教育供给总量;第二,依法治教,建立完备的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充分保障基本教育供给;第三,构建市场竞争机制,扩大教育供给,规范运行管理,提高教育供给效益;第四,创新社会公益性投入的激励机制,促进教育供给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二)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制度生态

 

就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制度生态而言,主要解决的是教育优质资源的高位均衡过程的配置问题。在解决了总量供给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教育又有了新的期盼。大国办强教育,提出的就是教育优质化的问题,带来的是高位均衡的要求。如果说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供给生态所要解决的是教育基本资源的配置问题,那么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制度生态所要解决的难点则是教育优质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问题。它既要在不断扩大优质资源总量的基础上实现教育的高位均衡,又要伴随扩大过程对现有优质教育资源进行公平合理分配。这里,合理的分配机制与均衡发展的协调机制,正是围绕扩大和配置优质资源中解决效率与公平这一矛盾的制度安排,也是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与教育秩序的显现和形成制度生态的重要支柱。

 

随着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冲突逐渐显露,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也日益突出。这种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有教育不均衡的加剧,包括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和学校之间发展不均衡;二是新的教育发展不均衡的产生,包括城市学校中的新二元文化结构、城市贫民对优质资源的无法享用。造成这些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原因,不仅具有原先体制的痕迹,而且具有新背景下阶层分化的特征介入,以及资源分配中公共教育政策的不合理运作,对这些原因的深入剖析是研究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制度生态的重要起点。第一,国家分配机制的保障性缺失。就总体而言,历史等诸因素造成的国家分配机制的保障性缺失,是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重要且首要的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失衡造成教育差距不断扩大;二是新老经济格局交替缺少市场调节补充机制;三是政府行政管理中的民主缺失;四是历史文化积淀的烙印。第二,阶层分化的新元素介入。社会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期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既然教育不可能游离于社会而存在,社会阶层的分化就不能不对教育产生影响。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资源分配中的阶层性冲突问题,更多指的是与社会的阶层分化格局有所差异的地方。尽管不少学者在阐释社会阶层时曾指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期分化而成的那些阶层,开始出现相对定型化的格局,其标志为: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和常规化。但事实是,各类阶层之间开始出现的定型化趋势并不表明教育及其各类教育需求也出现相应的定型化趋势,恰恰相反,二者之间可能出现某种差异,并可能引发社会阶层的部分流动。这表明,社会阶层分化与教育以及教育公平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就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来说,如果说这种边界主要是从有形的居住分区与无形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加以辨析的话,那么这种边界反应在教育问题上起码并不十分清晰。对教育的需求与追求有时并不因为居住的贫寒和消费的低下而放弃,教育作为目前重要甚至是唯一可能改变阶层利益的途径,人们不可能轻易放弃和退却。这样,人们对教育需求的追求常常超越了某种作为社会分层的既定边界规则。就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来说,可以说教育问题尤其是在教育公平问题上,一种“我们”或“他们”的区分可能并不像对阶层本身的认同那样清晰,因为各类阶层自身对教育需求虽然说都有一定的基本定位,但与此同时,希望通过教育能打破某种差别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迫切。这样,对教育改变阶层身份以及对教育公平的期待就压在子女的各阶段考试及其考分上,他们坚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分数能够成为改变阶层身份的重要砝码。就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和常规化来说,社会阶层与教育阶层之间同样存在程度不等的差异。如同社会阶层主要通过职业的变换形成向上流动的趋势并可以相应提高收入与改善生活状况一样,教育阶层的流动主要通过读书形成向上流动的趋势并相应改变自身生存状态;而与社会阶层流动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呈逐渐减少与固定的现象相反,教育阶层的流动可能恰恰呈现上升趋势。第三,资源分配政策导致的不合理性。这里特别提及的是公共教育政策的警觉失灵。这种警觉失灵并不是指政策的理论制定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差距没有被意识到,而是指政策在制定之初对意料中的矛盾与冲突的警觉失灵;并不是指政策本身的人文关怀因素,而是指政策制定者很少能够把自己也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的警觉失灵;也并不是指政策本身的不公平的人为制造,而是指对政策的集体无意识的默认。

 

如此,为了有效解决人民群众对优质资源的强烈需求与现有优质资源不足的矛盾,一是要继续增加教育投入。要推进教育的高位均衡发展,通过提升非优质资源和完全新建优质学校等措施,加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总量;二是要寻找有效的途径,依托原有的优质资源,在改革创新中放大优质资源。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更有效率的发展之路。以江苏为例,江苏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过程中,采取边普及边均衡的策略,这些年加快优质高中建设,并在建设中努力实现两个转变:办学目标从强调办学条件合格向办学水平合格转变,功能目标从单一的窗口作用向辐射服务作用转变,带动了全省高中办学规模和办学水平的整体提高。目前,全省省级示范校以上优质普通高中占高中总数的60%,全省优质高中招生数占学生总数的80%以上。为了继续把高中教育做大做强,全省有百所老学校实现了异地重建,高中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均衡程度有了明显提高。江苏还特别鼓励一批教育质量高、社会声誉好的著名高中,由学校独立或与社会力量联合举办民办高中,让这些知名高中以新机制“孵化”同类高中,放大名校资源,充分发挥了这些学校长期形成的教育优势,走出一条多、快、好、省地发展高中教育特别是优质高中教育的路子。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性领域中,适度运用市场机制,既补充了政府的财力不足,有利于扩大优质资源,也满足了有承担能力的群众上好学的愿望,整体上提高了优质资源覆盖率和优质教育均衡性。当然应当看到,在扩大和享用优质资源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有三个主要特点,即相对公平是有限公平;现阶段不谈效率只能是低水平的公平;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兼顾应始终如一。而依据“存量保公平,增量促效率”的重要原则,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制度生态的公共教育政策的整体框架设计是:第一,坚持基本教育权利的平等保障原则,即人人享有的义务教育权利保障,关注特定群体义务教育权利的补偿保障;第二,坚持参与机会的平等原则,即建立非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机会平等制度,建立完善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举的国民教育体系,保证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保证劳动就业制度的机会公平;第三,坚持促进共同发展的有限差别原则,加快实施非义务教育阶段边普及边均衡策略,以存量保公平、增量扩资源为原则,既总体上坚持公办优质学校入学机会的公正分配,又有利于统筹社会资源,加快优质学校总量的扩大;第四,坚持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原则,包括政府统筹和社会政策统筹两方面。

 

(三)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文化生态

 

就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文化生态而言,主要解决的是优质化国民教育的策略落实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后普及”时代的教育转型,带来教育发展的全新转变:一是教育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整个教育开始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从少数人的教育转向全民教育,从一次性教育转向终生教育。二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素质要求更加迫切。随着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素质教育理念是我国现代教育文化自觉的产物。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教育回归作为其本义的人的主体发展,已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素质教育必须建立其应有的“人本”理念,打破当代有偏向的教育实践对人的发展束缚,赋予教育对象充分的发展主动性和能动性,并在发展中使每个人的尊严以及平等、自由的权利得到保证。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学会生存》中认为,“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这就是对教育基本目的的一个广义的界说”。三是谋求终身发展。在当今世界,那种拥有一种知识或技能后可以终身享用的观念已经过时。我们面对的21世纪,科学技术已上升为第一生产力,人们往往越来越难以适应由科技进步而引起的社会及经济上飞速变化的状况。在这样的情形下,需要把我国古人“活到老,学到老”的理想转变为现代教育制度,实施终身教育恰恰就可以实现人的知识积累与更新同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总之,能满足每一个人发展的多样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终身教育构成了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形成了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文化生态中特有的教育文化现象,因此,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提升教育文化品质,而提升教育文化品质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教育文化自觉的过程。这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现代教育文化自觉的实质是追求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教育价值和实践方式。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是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我国建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教育价值和实践方式是现代教育文化自觉的实质,其中现代文化意识是教育自觉的前提,建构现代教育价值是教育文化自觉的核心,现代教育的实践理性是教育文化自觉的主体。二是现代教育文化自觉的重点在于对教育现代性的追寻。作为教育现代化内涵的教育现代性应具有的特征是:理性认知;人本追求;根植大众;终身关怀。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办现代化教育,在全球多元化的背景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国家主流文化与社会多元文化等都会对教育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在教育实践的各个层面出现内在的文化冲突,如时空层面的教育传统性与教育现代性的冲突,价值层面的教育工具取向与教育人本取向的冲突,行为层面的教育理想行为与教育现实行为的冲突,环境层面的学校教育与世俗教育影响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冲突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一是精英教育,从人才观到质量观到社会文化形态,贯穿的都是精英教育的理念,滞后于教育事实上已步入大众教育、终身教育的当代实践,导致重示范学校建设,轻薄弱学校改造;重普通学校建设,轻职业学校发展;重一次性学历教育,轻终身继续教育。二是市场机制引入后,社会功利与人文冲突形成片面发展的功利机制,重智育轻体育,重应试轻素质教育。由此生发出问题就是:如何在多元文化与教育价值选择的矛盾、冲突与契合中建立一种创新与契合机制。其解决的对策是在课程、学习方式、高考、学校管理等方面搭建教育现代化新发展文化生态的实践平台。

 

在课程改革方面,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课程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满足大众要求,体现选择性,实行模块化加学分制的改革,解决教育面向人人的问题,并为每个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二是体现整体结构的全面性,进行课程设置的全面性改革。强调课程的综合性,既注重学科内在的逻辑,也注重根据学生的经验组织教育内容。在初中阶段设计了理科综合课程“科学”和文科综合课程“历史与社会”,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设计了“艺术”等。综合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统整学生校内外生活经验,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贯通知识之间的联系,构建学生完满的知识性格与精神品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主要包括了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劳动技术教育等,旨在加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联系,改变封闭办学、脱离社会的不良倾向,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三是以终生教育理念改造国民教育,分别体现在学制体系上构建人才立交桥,突出以人的素质为本,强调人的终生学习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学习方式的变革方面,信息时代的学习有其自身的时代性与特殊性,它是基于资源平台的开放式探究性学习,是基于跨时空平台的终身学习,是基于多元化支持平台的自主学习,是基于共享互动平台的协作学习。由此,推动学习方式变革的教育实践思路就是: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工程;把学习文化变革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将学生素质发展的重心放到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发展上;学校管理重心转向创新性的学习管理。

 

在高考方面,中国评价体系中的核心是高考制度,这是一个关系到千家万户利益的异常敏感的问题。在整个教育文化生态中,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对基础教育则具有导向功能,因此,它是实现教育文化创新的一个关键点。当前以高考为核心的考试评价制度改革的滞后已严重制约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时当代我国劳动人事制度的不完善和全社会过度的功利倾向,又使高考承担了过重的社会功能。统一考试、统一招生与考生多元化、高等教育多样化相背离。知识本位的考试设计违反了的人的发展与教育的基本规律。从我国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发展需要出发,高考在功能重新定位的同时需要实现制度转型。一是面向高中课程考试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的多样化和选择性。高考考试组成多样化;可以通过学业水平测试体现不同学习水平和发展;可以统一考试;高等学校可以自主增加考试。同时,依据高中课程有选修模块和课程的结构,形成试题内容的可选择性。二是面向高考录取制度的多样性。录取方式的多样性原则:专科层次满足省控线,学校自主录取或免试不参加考试;高端学校在国家标准下的自主录取;一般本科院校统一录取方式依次录取。命题的多样性原则:在注重知识基础的同时更注重能力的测试和综合素质的测定。

 

在教育管理改革方面,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人才培养体制的创新,其目的是要造就学校充满生机活力,创新人才辈出涌现的繁荣局面。相应的,管理体制改革的起点,同样应当放在多样性和自主选择性的制度设计上。要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与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方式的需求,要在国家统一要求基础上,促进学生、学校的多样化发展,为学校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对国家,实行集权与分权结合,体现民主性;对学校,实行现代学校制度,使其自主发展;对学生,在统一规范基础上满足学生自主性、多样化需要,并实际体现在课程管理制度和弹性学制上。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学校管理文化的创新。首先,学校的育人本质特性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无论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现代学校制度的构建都应该是学校本质特性的关照。所以,有必要从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视角,重新审视现代教育管理创新的目标。一是教育管理创新要立足于教育内涵的提升,确保素质教育的有效实施,努力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二是教育管理创新要确保学校工作效率的提高,能够调动学校教育相关主体的积极性,激发学校教育的创造力。三是教育管理创新要追寻科学、民主的管理制度,确保学校自主管理和主动发展。四是教育管理创新要促进学校成为一个道德共同体,确保学校教育张扬伦理关怀。其次,学校管理文化创新的核心是组织文化变革。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进程中,需要构建一种自主创新的学校组织文化,具体任务包括:一是作为目标诉求的组织与人的共同发展;二是作为组织特征的结构扁平化与团队多元化;三是作为行为取向的以人为本的学习文化。再次,现代学校的管理文化创新的总体思路是创新性地整合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形成校本特色的文化。当代学校管理文化应该是开放和民主的,在这个前提下,学校管理文化创新应着眼于学校组织价值观念的转换,重造学校教育的使命。在改造学校管理文化时,要着力更新学校的学习观念,推崇共同学习的信念,引导组织成员共同学习;要支持并奖励学校成员的学习和创新,提倡组织成员探索、交流和试验;要为建立各种团队学习创造条件,创建信任和共同理解的氛围,建立良好的沟通环境和人际关系,为知识和思想的自由流通、共享、使用和创造提供保障,激发组织成员的学习潜力从而体现出生命的真正意义。

 

与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文化生态相适应,其公共教育政策的基点是,与中国教育向大众化转型的基本特点相一致,满足多样化和自主选择的教育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尤其是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在课程政策上,一是以模块结构实现多样化与选择性的结合;二是实现以学分制管理的选课制度;三是以校本课程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学校特色发展的需要。在高考政策上,实行面向高中普及与面向高校选拔的多样化、多选择的命题与科目设置制度,改革高校录取方式,实行统一录取和高校自主录取相结合的政策。在管理制度政策上,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主动发展,学生在跳级、转学、选修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从而实现兴趣、特长和社会需要的最佳配置,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制度文化生态。

 

三、 主要研究结论

 

(一)建立教育生态链是教育现代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实现新发展的新理念与新模式

 

教育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发展情势必然呈现一种整体的关联性态势,表现为教育生态系统与社会大系统的整体关联和教育生态内部各要素间的某种自然关联,其显著特征是动态平衡性。这种动态平衡趋势,应当是基于现实状况的一种随发展变化而动态生成的关联性态势,是彼此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联动式趋势。这种动态平衡也是二次现代化与一次现代化的重要区别,因为从本质上讲,二次现代化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生态转型,“和谐”所反映的则是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处于这种一、二次现代化交替变更、多种文明重复叠加的时期,理性与人本的交融,繁荣与有序的协调,整体与局部的统筹,是教育现代化新发展观生态理念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各类教育,是教育现代化新发展观在实践方式上使之可持续的重要选择。因此,必须从剖析近30年来我国教育现状的三大难题(即“穷国办大教育”、“大国办强教育”、“古国办现代化教育”)出发,构建与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时期相匹配的供给生态、制度生态与文化生态。

 

(二)完善政府财政性投入的保障机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公益参与机制是教育现代化新发展供给生态的重要机制

 

为了确保政府财政性投入在教育供给生态内的重要地位,不仅要坚持对宏观投入增长状况的监测和督导制度,而且必须完善微观投入的保障机制,即明确保障目标(如工资、安全、运行条件等)、建立保障水平的标准、规范保障实施过程、建立保障结果的督查和问责制,从而使政府的保障作用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社会公益参与机制与政府投入保障机制、市场调节机制一起构成教育供给生态链。在民办教育是重要的社会供给渠道、企业是重要的社会供给主体基础上,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建设,社会公益力量尤其应当是被唤醒和被扶持的新型社会供给主体,因为作为物质基础的财富积累、作为制度基础的政策鼓励和作为意愿基础的内在需求,为公益参与这种教育供给方式提供了可能和广阔空间。其中,“企业留本冠名认捐”的慈善捐赠方式和“冠名认捐基金”运作方式,是创新公益捐赠机制,妥善处理企业公益捐赠与经济承受能力的矛盾,实现企业和社会“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供给生态需要供给与保障机制的实现。

 

(三)对优质资源分配的新理解和对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新解读,是教育现代化新发展制度生态的重要环节

 

对优质资源的高位均衡是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也是大国办强教育的起点。依托现有优质资源的放大效应是扩大优质资源的有效策略,同时也带来了过渡时期优质资源分配的新挑战。就当前优质资源分配的社会矛盾而言,它不仅具有原先体制的痕迹,即国家分配机制的保障性缺失,而且具有新背景下阶层分化的特征介入;不仅在于社会的阶层分化制造出了与之相应的受教育人群的阶层分化,带来了教育需求的重大转变、教育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教育公平理念的巨大挑战,而且在于阶层分化制造了新的社会权力运作结构,引发了政治、经济、文化与其之间的关联性运作。因而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具有优质资源稀缺本身所带来的矛盾,而且有优质资源分配中公共教育政策的不合理运作,即缺少政策制定前的预警机制、政策执行中的调节机制以及贯穿政策制定与执行始终的反馈和监督机制。就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新解读而言,在当前历史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教育必须坚持相对公平的普惠性原则,但相对公平是有限公平;第二,现阶段若不谈效率则只能是低水平的公平;第三,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兼顾应始终如一。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制度生态需要合理的分配机制与均衡发展的协调机制的实现。

 

(四)大力实施素质教育,实现课程改革、学习方式变革、高考制度改革与学校管理改革,是教育现代化新发展文化生态的实践平台

 

在课程改革方面,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课程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满足大众要求,体现选择性,实行模块化加学分制的改革,解决教育面向人人的问题,并为每个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二是体现整体结构的全面性,进行课程设置的全面性改革。强调课程的综合性,既注重学科内在的逻辑,也注重根据学生的经验组织教育内容。三是以终生教育理念改造国民教育,分别体现在学制体系上构建人才立交桥,突出以人的素质为本,强调人的终生学习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学习方式的变革方面,信息时代的学习有其自身的时代性与特殊性,它是基于资源平台的开放式学习,是基于跨时空平台的终身学习,是基于多元化支持平台的自主学习,是基于共享互动平台的协作学习。由此,推动学习方式变革的教育实践思路就是: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工程;把学习文化变革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将学生素质发展的重心放到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发展上;学校管理重心转向创新性的学习管理。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文化生态需要互补与融合机制的实现。在高考方面,从我国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发展需要出发,高考在功能重新定位的同时需要实现制度转型。一是面向高中课程考试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的多样化和选择性。二是面向高考录取制度的多样性。在学校管理方面,其改革的起点同样应当放在多样性和自主选择性的制度设计上。要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与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方式的需求,要在国家统一要求基础上,促进学生、学校的多样化发展,为学校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对国家,实行集权与分权结合,体现民主性;对学校,实行现代学校制度,使其自主发展;对学生,在统一规范基础上满足学生自主性、多样化需要,并实际体现在课程管理制度和弹性学制上。

 

(五)公共教育政策的整体框架设计,是构建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生态链的策略性保障

 

 就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供给生态而言,其公共教育政策的整体框架设计是:第一,完善优化供给机制,开辟多种渠道,增加教育供给总量;第二,依法治教,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充分保障基本教育供给;第三,构建运行市场竞争机制,扩大教育供给,提高教育供给效益;第四,构建社会公益性投入的激励机制,促进教育供给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就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制度生态而言,其公共教育政策的整体框架设计是:第一,坚持基本教育权利的平等保障原则,即人人享有的义务教育权利保障,特定群体义务教育权利的补偿保障,推行学前三年和高中阶段普及教育,延伸并巩固义务教育;第二,坚持参与机会的平等原则,即建立非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机会平等制度,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保证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保证劳动就业制度的机会公平;第三,坚持促进共同发展的有限差别原则,加快实施非义务教育阶段边普及边均衡策略,以存量保公平、增量扩资源为原则,既总体上坚持公办优质学校入学机会的公正分配,又有利于统筹社会资源,加快优质学校总量的扩大;第四,坚持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原则,包括政府统筹和社会政策统筹两方面。就教育现代化新发展的文化生态而言,其公共教育政策的基点,是与中国教育向大众化转型的基本特点相一致,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在课程政策上,一是以模块结构实现多样化与选择性的结合;二是实现以学分制管理的选课制度;三是以校本课程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高考政策上,实行面向高中普及与面向高校选拔的多样化、多选择的命题与科目设置制度,改革高校录取方式,实行统一录取和高校自主录取相结合的政策。在管理制度政策上,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主动发展。

 

(六)理性与人本交融,繁荣与有序协调,整体与局部统筹,是教育现代化未来进程中的崭新课题

 

要与时俱进地把握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目标任务:第一,跟踪人类脑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及时将之引进教育科学研究之中,建构真正符合人的素质发展要求的现代教育教学模式,在现代科学水平上寻求理性与人本的圆融;第二,应对教育普及的巨大进步所伴随的复杂性挑战,统筹受教育者群体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构建统一的公共政策和选择性的社会政策相结合的管理平台;第三,在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制度框架内和民主开放环境中,探索决策博弈机制和动态生成的运行机制;第四,构建与和谐世界相匹配的跨文化理解教育;第五,开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教育。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