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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沛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摘 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快速进击并迅速建立伪政权“以华治华”,中共出兵华北、华中地区并建立起了敌后根据地,中国出现了国民政府统治区、中共领导根据地和日伪控制沦陷区三种政权并立的局面;为防止经济与文化资敌,国民政府出资并倡导工厂、高校自迁大西南诸省,形成了中国社会与经济重心西移的景观;日本侵华打断了中国社台近代化进程,但西南诸省却在厂校西迁和抗战救国的建设中,形成了近代化工业的最初形态。

[关键词]抗日战争,国统区,根据地,沦陷区,社会变动

[中圈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5)09—0020—06

Commentary on the Social Changing characteristic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1937—1945

Abstract:Whe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1937—1945 broke out,the Japanese Army,quickly built the illegal regime to govern China by Chinese. At the same time,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rched the army to the Noth and Central China and built base areas behind enemy lines. Thus,the condition appeared in China that three kinds of regimes,the KMT-controlled areas,bases areas behind enemy lines,and areas occupied by Japan,existed con-currently. For the sake of preventing economic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being utilized by the enemy,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vided funds and proposed that the works and colleges moved inland to the southeast of China. The prospect of the social center and economical center moving west formed in China. Although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terrupted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the initial condition of modern industry formed in the southeast of China during the works and colleges moving west and the construction for the war against Japan and saving our country.

Key Words: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KMT-Controlled Areas,Base Areas behind Enemy Lines,Areas Controlled by Japan,Social Change

1937年7月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波及到中国东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域,近四亿人卷入战火,战争打断了中国社会与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也使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具体研究,较多侧重于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区域;对于国统区的社会变迁,多涉及具体产业及西部诸省近代化进程;对于沦陷区社会变迁的描述,多侧重日伪残酷统治与经济掠夺;从中层角度整体把握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变迁若干特征的研究成果较少。然而,这一相关研究,对于进一步把握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变动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政权控制区域一分为三

1937年7月,随着抗战全面展开及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行政控制区域急剧缩小,1938年初,国民政府尚保对鲁、冀、浙、苏等省部分地区、豫、鄂、湘、赣、徽、两广及西南、西北诸省的行政控制权;但在l938年底,经过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日军在付出了伤亡45万人、军费支出近一百亿日元的代价后,相继占领了鲁、冀、苏、豫、鄂、徽、赣、粤等省大部或局部地区。国民政府一退武汉,再退重庆,实际控制区只有经济欠发达、财政较贫穷的西南、西北诸省,财政收入、工业资源等均大幅减少,抗战面临着严重危机。

自1938年底始,四百余万国民革命军与二白余万日伪军,在3000公里的漫长战线上进入了胶着状态。双方互有攻守,曾爆发过南昌、枣宜、桂南、豫南、三次长沙会战、浙赣、常德等重大战役,如日军于1944年中发动的豫湘桂战役,曾占领大片国统区土地,但整个控制区域在形态上变动不大至1945年时,国统区约有416万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37.5%,有城市1020个,占总数的51%。而全国未沦陷区(包括陕甘宁边区和外蒙古地区)总面积约为75.4%[1](p.2371)

战前,西南、西北诸省均在地方势力的实控下,如桂系势力专擅广西,龙云掌控云南,马氏家族“私属”青海、甘肃等地,盛世才在新疆的拥权自重等,都令国民政府无奈。抗战时期,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以“抗战建国”为号召,以强大军事力量为依靠,致力于战时行政与经济体制的确立,建立起完整的省市县三级党政双轨管理体制,强化对西南、西北诸省的行政管理,也加强了西南、西北诸省与中部省份的联系与交流。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红军控制的陕甘宁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直属国民政府领导,辖有23个县,人口约一百五十万;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在华北、华中展开游击战,积极扩展根据地。自1938年起,八路军在华北区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以及山东等大块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新四军在华中区域建立起了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根据地,成为插入日本华中派遣军腹部的一把尖刀;两大区域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在五千万人以上[2](p.240)。1941年初,晋察冀根据地拥有北岳、冀中、冀东三个区、93个县、约一千五百万人的华北最大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拥有冀南行署和太行、太岳两区、辖有97个县,晋绥根据地也辖有38个县。1940年8月后,山东根据地拥有胶东、鲁中、鲁西等7个区、80个县[3](pp.337~351)。华北各根据地区域涉及七省,东西长2200公里.南北长1800公里[4]。新四军则将华中根据地扩展为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苏皖边、淮海、苏北、皖南、苏南等区。至1944年,除陕甘宁边区外,由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共19块,总面积为85.8万平方公里,占整个沦陷区面积的31%;人口约一亿,占全国人口的36.6%[1](p.2371)

中共在各根据地实际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起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号召,以“三三”制为政权的基本形态,限制中共党员的参政数量,保持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比例及发言权;以村民公开选举的方式产生村、乡级政权,相应建立起来的各级参议会,旨在监督权力。各根据地民众因抗日的热情而激昂,因具有政治参与的效能感而振奋,因得益于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惠而归心,中国共产党由此不断壮大为一支最得民心的强大政治力量。

随着战争进程的日益深入,南下或北上的日军迅速进击,借助于其建立的伪政权,沦陷区面积日益扩大。日军不仅建立起伪满洲国,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热河省和蒙古地区一部分,东部及中部诸省相继沦陷,加上自甲午战争后占领的台湾省,这一区域约占当时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拥有中国主要的海关、沿海城市、粮食和棉花产区、文化及教育机构、铁路、公路及水运航道和对外港口等、主要的资源如华北区域的煤、铁、盐及其他地区的矿产资源。

为保证沦陷区及军事供应线的稳定,日本逐渐形成“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政策体系,试图通过“分治合作”的原则,在占领区建立亲日政权,为对华战略服务,同时减轻日军维持地方治安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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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成果主要有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祁建民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察绥地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智勇才《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田酉如著《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就出版社1995年版),唐正芒等著《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张广宇的《抗战时期后方地区大中型企业的兴起与发展》(《去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期),李云峰、曹敏的《抗日时期的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3期),江沛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域的社会变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2期),张同乐《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1期)等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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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日军即在北平、天津等地扶持伪治安维持会。此后,日军在蒙疆地区相继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和伪蒙古军政府。1938年11月,日军在蒙疆地区合组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由德王出任主席。1938年3月28日,以梁鸿志、温宗尧为首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12月,以汤尔和、王克敏、董康为首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在北平成立。

1938年12月,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逃。此后,汪精卫与日本达成一系列协定:政治上承认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地区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军事上承认日军具有在中国驻扎军队、维持治安权;经济上日汪共同开发华北资源[5](pp.825~839)。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组建,北平的伪临时政府及南京的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汪伪政权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的伪政权,辖区约为苏、浙、徽、赣、鲁、晋、豫、冀、粤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实际控制区仅限于南京、上海两市及江浙皖等省的部分地区,华北诸者实际掌握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及以其为依托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中。至1945年,日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包括东北在内)总面积27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4.6%,其中占有城市933个,占总数的47%[1](p.2371)

虽然不同地区的伪政权形态各异,如东北的伪满洲国采用帝制,汪伪政权标榜继承国民党法统,采用孙中山的“五权分立”体制,但均无法避免傀儡政权的性质,所有的伪政权都有日本军方或政界要人充当权力无边的顾问,所有的政权决策必须听命于日本军政当局或当地日军的指令,必须配合日军军事“扫荡”、政治压制、经济掠夺和教育奴化的统治宗旨。日伪政权在各沦陷区内的统治政策,以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为中心,但不同地区的政策又略有不同,如在东北地区是以建立“准国土”为原则的,在大力“清剿”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抵抗后,着重于在伪满洲国境内的工矿业、军事设施的建设,以使其成为日军继续“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基地,截止1945年6月底,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工业投资达到240亿日元;在华北则以经济掠夺为要,日伪政权借助于一些日本财阀和私营企业的力量建立相应的公司,对诸如交通、电力、矿业、钢铁、盐务、水产、纺织等领域进行“统制”;1941年末,仅华北开发公司就投资近七亿日元,在蒙疆地区投资1.7亿日元:1942年末,华中振兴公司投资2.44亿日元;1938年,日本在台湾也投资了七亿余日元[6](p.185)。这些投资形成了各地数量及规模不等的工业体系,工农业产值相应提高,交通设施有所改善。但必须认识到,日本的投资并非为中国人谋求福祉,主旨在于掠夺资源、服务于侵略战争。

沦陷区多数民众生活在缺乏基本人权的困境中,随时而来的杀戮、强奸、抢劫,政治上的“贱民”地位,城市大量失业,无法保证基本需求的粮食配给制度,即使由豆饼、树皮、草根等54种东西制成的“混合面”也无法足量。1943年内,北平有时日均死亡三百人之多。日伪在农村实施保甲制度,农民随时面临着大量服役、摊派和被抓的惊恐。

当时面积约1117平方公里的国土,因战争分成了国统区、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和日伪控制的沦陷区三大区域,三大区域内行政管理及社会形态迥然不同,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变动的一大特征。

二、社会与经济重心整体西移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后迁重庆,表达了决不投降的信念。为躲避日军的烧杀抢劫,不作亡国奴,沿海城市的大批工厂、学校和平民纷纷西迁,由此,中国社会与经济重心迅速整体西移。

中国工业战前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1937年6月,全国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工厂有:3935家,创办资本37700万元,约70%集中在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等5大城市[7](pp.78、89)。上海有1235家,占总数3l.39%[8]

七七事变后,日军攻击上海地区的威胁日益增大。8月12日,资源委员会组成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准备赴沪组织迁厂。9月中旬,报名内迁的工厂达到125家。行政院不得不增拨经费、地亩额。同时决定对迁移厂矿给予补助迁移费、免征转口税及落地税,减收运费、低息贷款等优惠政策。在淞沪抗战激烈进行之际,深明大义的厂矿主及工人展开了大迁移。内迁工厂一般均以民船运至苏州、镇江,然后转轮上溯至武汉。11月12日,上海沦陷,工厂内迁被迫中止。至12月10日,除去公营工厂外,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及材料14600吨,技术工人2500多名[9](p.14)。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的厂矿达137家,机器约25700吨,随迁技工2300余名。

由于失地太快,沦陷区内大多数工矿未能迁出。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除上海武汉迁出304家工厂外,苏锡常及北方城市共迁出42家工厂,天津、青岛、石家庄、广州等地工厂全部为敌所有。1941年,各地内迁工厂增至639家,涉及机械、纺织、化学、教育用具、电器、食品、矿业、钢铁等行业,分别迁入四川(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广西(23家)和其他省份(214家)[11](p.115)

全面抗战初期的高校西迁,也是当时社会重心西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抗战前夕,全国共有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所办大学、独立学院和专修学校共108所[12](pp.709~791),大部分设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抗战开始后,教育部指示一些重要高校迁到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抗战教育基地。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各地高校迁建工作,还制定了一些教育改革措施,如内迁学生实施生活救济,以解决生活困难和稳定战时高校的教学秩序;登记失学学生并转校借读;登记失业教师并分配工作;鼓励科学研究等,对于扶持高校西迁、发展战时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1937—1939年间,沿海高校的内迁,是在行将卷入战火之际进行的,有的高校随着战局变化一迁再迁。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保持中立来动,上海交大等校迁人租界外,内迁大后方高校有52所,停办17所。如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合并,于1937年11月迁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迁昆明,正式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与天津的北洋大学、北洋工学院迁至西安,合组临时大学,后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私立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等31所高校迁至四川省;国立浙江大学于11月11日分三批迁出,此后数度迁移,1938年9月迁至广西宜山;1939年11月南宁失陷,再北移贵州遵义。国立中山大学1938年10月先迁罗定,再迁云南澄江。迁址最多的是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由广州出发,经八次搬迁定址罗定。

1939年底,西迁高校基本安置完毕。一些高校在原省区进行迁徙,留在战区续办的大学北平有5所,上海有4所,天津有1所[13](pp.103~104)。1940年,英美关系交恶,上海公共租界形势紧张。日军进军华南地区的消息日盛。于是,原迁上海公共租界及云南、广西等地的高校又相继内迁。如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从上海租界迁至重庆;滞留北平的私立燕京大学迁到成都。

内迁高校多集中于四川省,共计48所,其中重庆有25所,成都有7所,各校辗转迁移,人数大减,设备损失严重。1938年上半年。迁川14所高校共有学生4647人,教职员仅1063人。到8月,中国高校的损失已达3360余万元[14]。1942年,30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35lO人,教职员2686人。到1945年,高校发展较快,增至141所[12](p.790)

随着工厂、高校和大量平民的西迁,造成了民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潮。

1931年前,华北向东北地区人口流动已具规模。“九一八”事变后,“闯关东”移民数量急速回落,由东北入关的难民反而达数十万。“一·二八”事变后,为躲避战火,上海许多平民纷纷逃进租界,租界内设立的难民收容所有63处,共计收容难民43350人[15](p.8),难民总数在十万以上。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只是局部的,规模也有限。

七七事变后,战火在华北、华东、华南等地相继展开,大规模的难民迁移由此形成。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初,“室家荡然妻孥离散者,约计在二千万以上”[16]。1937年9月,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总会在南京成立(1938年4月17日改为赈济委员会,总部设在汉口),并于各省设立分会和支会。至1938年1月,各地已有分会21个,支会262个,设立收容所570个。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对接受救济的难民统计为:1937年8月至1939年底为180万人;1940年为384万人;1941年为107万人;1942年为220万人;1943年为88万人;1944年上半年为224万余人[17](p.126)。抗战结束后,行政院公布的由赈济委员会救济的难民为4900万人[18](p.10)。据孙艳魁研究,战时的难民总数在6300万以上,约占战前全国人口的14%略弱[19](p.62),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抗日战争的残酷性。

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特征如下:一、规模大。全国除西北诸省受影响较小外,其余诸省均卷入人口迁移的浪潮。华北、华东、华南诸省都有大批人口迁出或迁入,平均迁移人口占各省总人口20%左右。二、时间长。由七七事变始,人口迁移伴随抗战全过程。不少人一迁再迁,居无定所。三、构成复杂。战争破坏了东部民众的生存空间,人口迁移潮主要成分是农民,但各个阶层也广泛被卷入这一行列。四、流向多。近代中国的人口迁移以北方居多,北方人口迁移又以“走西口”和“闯关东”为主要流向,即华北人口向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绥远流动和向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省流动,抗战时期人口迁移主流是向西,范围以西北和西南地区诸省为主,尽管西北地区的经济及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但为不受日军欺凌和逃避战火,人们义无反顾地大规模西迁。

对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农民而言,安土重迁、固守家园仍然是一个现实生活的目标与观念。然而,无情的战火吞噬了自己的家园,日本的野蛮侵略,让他们开始懂得了“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概念。为了不作亡国奴。无数从未出过家门的民众、缺乏地理概念的乡亲,勇敢地选择了向西迁移的道路。

三、近代化进程的东部中断与西部启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75%的中国工商业陷入敌手,半数以上的城市被日伪占领。整整八年,无论是在国统区、敌后根据地还是日伪沦陷区,经济建设都是围绕着战时体制、战争需求而展开的,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损失。如1936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844.6亿斤原粮,抗战时期下降为年均2390亿斤,减少了15%,1937年,棉花产量最大的苏、冀、豫、鲁、鄂、陕、川、晋、浙9省,因沦为战区而同比减产500~800万担,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更分别减少了50%、40%、50%和70%;战前,华东地区的茶叶年均产量105万担,占全国茶叶产量31%,而战时年均产量仅为63万担,减少约40%[20](pp.7~14),生丝、桐油等经济作物的减产更严重。仅上海一地,“计被害工厂约2270余家,损失总额在8万万元左右”,无锡、南京的工厂被毁64—80%。武汉三镇的工厂约有12%被毁,损失约为1667万元[7](pp.78~79)。华资工厂所受损失总额不少于7.5亿元(战前法币币值),外资在华损失约为八亿美元[21](p.145)。战时,日本共占领中国铁路12000公里,占关内铁路总里程的92%[22](p.32)。由此,中国东部的近代化进程被彻底打断。

中国社会重心西移后,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在于西部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不期而至。近代化的工业与交通运输线路,开始大规模出现在西南、西北地区,内迁的各类企业,将先进技术带人大后方,内迁的许多工厂以生产军火为主或与军工有关,也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迁入的大批高校及高素质知识群体,对西南地区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发展、移风易俗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以此为契机,西南、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仓促启功。

国民政府在西南、西北诸省的开放及经济布局上下了很大工夫,以先西南后西北的顺序次第开放。西南地区具有滇缅路'中印空中运输线等战时国际交通线,农业较西北发达,人口众多,重庆是长江上游商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和对外贸易口岸,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成为国民政府建设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枢。

战时的国统区主要包括西南、西北诸省,西南地区主要是指川、滇、黔、陕、甘、湘、桂7省,国民政府计划将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在四川、云南、贵阳、湘西等地[23](p.36)。“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24](p.486)。这些省份工业水平在战前很低,共有工厂234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3%,稍具规模的工厂几乎没有。1938年10月后,内迁工厂带动太后方工业的迅速发展,1939年,7省共有工厂419家,1941年升至1306家,4943年再增到1376家[7](pp.98~99)[17](p.29)

国民政府迁渝后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工矿业、交通业。行政院、经济部、财政部等颁布了《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条例》等法规,鼓励创办工矿、交通事业,对大后方的开发起到了推渡助澜的作用。

西迁工厂的分布形成以四川为中心,辐射云南、陕西、甘肃、湖南、贵州、广西等省的新工业区。 这块“战前几乎无工业可言的”地区[25],迅速集中工业力量,掀起了开发大后方的热潮。1944年,西南7省占国统区工厂总数88.63%,四川一省的工厂就占44%,重庆一市又占四川工厂的半数以上,如纱锭的89%、冶炼和机器业的80%都在重庆,航运业90%为重庆民生公司一家所有。显然,西南地区的工业分布高度集中。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战时兴办的119家大型国营工矿业,设在西南地区的多达77家。和战前相比,1943年西南地区的工厂增长13倍,资本增长146倍,工人增长7倍。经过多层次的开发,西南地区的工业基础由此奠定。

和战前纺织和服饰业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是,国统区工业在部门结构上占比重较大的是化学、机械、纺织和冶金等行业。1941年统汁,机械工业比1936年增长700倍,电器工业增长940倍。但煤、石油、有色金属和电力的开发,仅增长了2至5倍。工业发展新的不平衡是由于资源委员会对矿产品严格管制造成的。

战时交通业的发展,一是为西南、西北地区工矿业发展所需,二是为打破日军封锁,维持国际运输通道。在政府努力下,先后修筑了叙(宜宾)昆、滇缅、湘黔、湘桂、黔桂、綦江和陇海路宝鸡至天水段铁路,全长两千余公里,兴建了川湘、湘黔、川黔、汉渝、川滇东路和长达3400公里的兰新公路等。国际通道滇缅、滇越和中印公路也相继通车,1941年,重庆区有轮船226艘,共约64033吨。由于莫斯科至重庆航线于1941年中断,中英美台作的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航线是1942年后唯一的国际航线,也称“驼峰飞行”。1942年后,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越驼峰约8万架次,往返物资达7万余吨,陈纳德的美国空运大队(俗称“飞虎队”)从印度运往中国的货物达65万多吨;中美共损失飞行员1500余名,飞机514架[26](p.605)。四通八达的交通线,极大地改善了西南地区的交通落后状况,有力地促进了各省问的相互来往和经济发展。

全面抗战的爆发,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政治控制区域的一分为三,大大削弱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威,不仅导致中国主权的丧失、财政经济的重大损失,而且日益形成了事实上三大政治力量的对峙,进而成为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转折点。由于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区域,与日伪控制的沦陷区相重叠,日伪力量逐渐被包围在如孤岛般的城市与交通线上的据点中,政令难出县城,在空间上大大缩小了日伪力量的活动范围。社会与经济重心的西移,既是民众逃避战火的自然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和“不愿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和精神使然。近代化进程的东停西启中,东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因沦人战火而嘎然停止的重大损失,使得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至少倒退了30年,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抗战形成的社会与经济重心西移,使得西南、西北诸省的近代化进程得以在仓促间加快,东西部间的社会与经济差距大大缩短,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在经济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中得到了新的整合。

作者简介】江沛(1964—),男,河南省开封市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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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历史教学》2005年第9期 总第5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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