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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朝晖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摘 要]在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理论的推动与政策支持下,英国农业生产完成了资本主义化。同时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为工商业的发展营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使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方式得到巩固。英国社会转型因而得以最终完成。

[关键词]晚期重商主义,农业资本主义化,工商业,宽松环境,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l (2005)03-0027-05

British Mercantilism of Late Period and Completion of Social Trapsformation

Abstract:Under the promotion of mercantilism theory and the support of policy of late period,the cap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anner was finished in Engl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mercantilism policy constructed a loose enviromnent for Brit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eventually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 was completed.

Key Words:Mercantilism of Late Period, Agricultural Capitalizstion, Industry and Commerce Loose Environment, Social Transformation

重商主义这个术语始用于亚当·斯密,并一直沿用下来,它是指14—18世纪西欧一些国家求强求富的政策,也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的产生是基于这一认识,即金银愈多,国家便愈强。它的核心思想是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以利于发展对外贸易,使货币尽量多地流入国内而不流向国外,即达到贸易出超的地位。由于人们所处时代的不同和认识事物的差异,重商业主义被分为14—16世纪中叶的早期重商主义和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的晚期重商业主义两个阶段。在后一阶段,英国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不仅与早期不同,而且也与其他国家迥异。因而使英国在这一阶段最终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一、英国晚期重商主义在农业方面的理论和政策

在西欧的大多数国家,早期重商主义对农业是采取歧视甚至压制态度的,英国也不例外。“这是由于当时的农业还处在封建形式中,还是当作直接的生存源泉为生产者本身服务,产品大部分并不转化为商品,因而也不转化为货币”[1](p.376)。到重商主义晚期,英国粮食生产呈较明显增势,这是因为,自14世纪英国农奴制消亡以后,自耕农成为农村基本群众,自耕农一般每户拥有30英亩份地,且货币地租固定,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产积极性均获得改善和提高。有的学者估算,自耕农粮食年净余率可达20%。手中有了余粮的农民,成为具有一定市场意识的市场参与者。一些重商主义者敏感到了这种情况(以及重农主义在英国思想界的影响),因而进一步发展了重商主义理论。这时期重商主义有一代表作品,即匿名的《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一书(1581年出版)。该书作者十分重视农业,提倡增加粮食生产,保证国内粮食供应,同时把“本国的粮食积余”出口海外,换回大量钱财或国内所需的其他国家的商品。作者还认为,发展农业不能靠法律强迫,而要靠利益驱动。因此作者一再强调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性。针对都铎王朝在粮食贸易政策上人为限制粮食在国内外自由流通的措施,作者提出批评,认为那样并不利于农业发展,因为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乐意从事农业”。他说:“如果你想使农业振兴起来,你就必须加以尊重和扶植,那就是要使农民靠此获得正当的利益,既然那种收益应当流入农村,为什么你要为此感到生气呢?[2](p.128)

英国另一晚期重商主义的突出代表托马斯孟也对农业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的一本小册子──《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被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在这本书中,他把农产品归人“自然财富”一类,提出了扩大农产品出口的完整纲领他建议扩大耕地面积,充分利用荒地,借以保证原来向外国购买的苎麻、亚麻、绳索、烟叶及其他商品的供应,制止这类外国商品的进口。孟希望把英国变成向外国输出农业产品和其他一切商品的货栈[3](pp.6~10)。孟是政府贸易委员会委员,他的小册子“在第一版就有了特殊的影响”,后来又被翻印了好几版,“从而直接影响立法”[4](p.240)。因此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农业政策。

实际上,英国晚期重商主义农业政策的转变也是显而易见的。16世纪末,都铎政府废止了反对圈地运动的法令,从而方便了圈地。1561—1640年,王室土地减少了75%,封建贵族土地减少了50%以上,而参与圈地的新贵族的土地却增加了20%[5]。18世纪前半期(1760年以前),议会发布过208项圈地法令,圈占土地12万多公顷(31万英亩)。1760年,议会通过法令支持圈地,从而掀起了“议会圈地运动”的狂潮。,到19世纪初,共发布圈地法令3209条,一共圈地128万多公顷(318万英亩),只剩下6个郡6%的土地尚待圈占[6](p.73)。圈地运动以暴风骤雨之势,冲击了英国封建社会秩序,横扫了农村中过时的一切传统关系,无情地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削除了历史遗留下来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农村公社公有制度。在圈地运动中,涌现出许多拥有大地产的地主,他们以垄断的方式购买了诸多农场,然后向农场主出租。据统计,到19世纪50年代,英格兰的地产所有者占有全部土地的75%—80%”[7](p.204)。对地主来说,圈围之地价值更高.最近的研究表明,改敞田为围田,地租增长的幅度在30%左右[7](p.162)。圈地运动也为农场主创造巨额利润提供了机会。为了追求高利润,人们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农业经营的方式,可以在没有什么阻力的情况下引进新的农业技术,可以通过雇用较少的劳动力来降低成本,也可以通过投资(如排水)来提高土地的质量。圈地运动中,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确立,英国近代农业革命全面展开。因此,马克思说:“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8](p.263)

另外,1660年恢复君主制度后,反映地丰利益的贵族寡头控制的议会通过了许多法案.有效地保护了农业部门,使其免受粮食产量增长、价格下跌的潜在毁灭性影响,同时还支持扩大新作物和畜牧业。谷物出口补贴首先出现于复辟时期,土地贵族在1688年“光荣革命”时取得粮食出口补贴以抵偿捐税的提高。1689年的谷物条例使之成为长期现象[9](p.242)。1670年的谷物法,实现了谷物的自由输出,根据国内销售价格对进口小麦征收浮动关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政府继续颁布法令补贴谷物出口,鼓励用粮食酿制啤酒和威士忌,扩大诺如亚麻、大麻和茜草等经济作物的耕种,保护牛、苹果和其他作物免受外国的竞争[10](pp.237,241)

从17世纪末开始,英国又通过广泛应用一系列农艺学和农牧业生产技术的新成果,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技术革命。在技术革命中,出现了不少新技术的倡导者,如提倡四圃制的唐森德,《马耕法》的作者塔耳,连国王乔治三世也亲自兴办农牧场并以“农夫乔治”自称,还有被公认为欧美首屈一指的实践农业权威阿瑟·杨,他所主编的《农业年鉴》期刊,被誉为农业百科全书。因此,“大约从1730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农业专家们的麦加,它的榜样成为欧洲其他部分及美国农业革命的典型”[11](p.370)

在这一段时间英国农业进步非常显著,粮食出口逐渐增加。科尔曼指出,早在1675年,英国粮食净出口量就达到了6.1万吨(其中包括谷物、面粉和麦芽),到1745-1754年便上升到18.3万吨,出口最多的是1750年,小麦出口19.3万吨,麦芽为6.7万吨[12](p.120)。正是基于此,英国在17、18世纪被称为“欧洲的粮仓。”

经过这一时期农业方面的变革与发展,英国的商品农业成为主流,农业完全转人资本主义生产轨道。

二、英国晚期重商主义在工商业方面的理论和政策

晚期重商主义阶段,欧洲大陆上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在工商业方虽然取得较大的发展,但在后期,各国经济普遍举步维艰,究其原因,在于重商主义国家重视工商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贱买贵卖”,以吸收更多外国货币流人本国;这样,实际上工业生产是服从于短期的商业利益的,使工业发展受政策束缚过多,压抑过重。比如法国,在柯尔伯主义盛行的年代(166l—1683年),政府强化了行会对工业的管制,强制性的法规达二百多种。这样的工业,可谓戴着镣铐跛脚而行的工业不仅如此,各国政府出于短规的财政动机,还往往以重税扼杀工业甚至商业本身,而工商业资产阶级又没有能力有效抵制高税政策。比如西班牙,政府在16世纪末对交易的课税率,便高达商品价格的30%,甚至40%—60%。即便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当权的商人也只关心与己有关的商业部门,他们拒绝采取其他国家已实行的工业保护政策和补助金制度,同时又把繁重捐税强加给沿海省份。从18世纪起,荷兰工业,包括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均处于生产停滞、倒退的境地。当别的国家巳生产坚实的甲板船时,荷兰仍只能生产老式的齐腰平底船[13](pp.46~47)。上述几个国家最后都落得一个在财政上囊空如洗的结局。柯尔伯曾宣称重商政策将会使路易十四成为“全世界的主人”,实际上在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时,却留下了25亿锂的财政亏空.而同年的财政收入尚不足7000万锂。西班牙自16世纪后期起,政府已不得不一次次地宣布财政破产。荷兰在1688-1713年间。国债也增加了5倍[14]

重商主义晚期,在发展工商业方面,英国较其他国家的区别在于,它能够继续坚持早期重商主义的正确政策,摈弃其错误。同时,又能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在发展工商业方面有新的理论突破,推行了一些新的、不同于以前的政策,从而避免了对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束缚。

晚期重商主义阶段,英国政府继续推行早期重商主义具有积极意义的政策,主要体现在极力引进专业技术人才,鼓励和禁止某些原料的进口和出口,鼓励工业成品、特别是呢绒的出口,积极开拓欧洲市场,扶植本国商人,限制外商特权,发展航海事业,支持海外探险队和对殖民地的掠夺等等。

在征税方面,英国也坚持了以前的“轻税”政策。这与欧洲大陆其他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相比,有显著不同,并且对英国工商业发展意义重大,因而与以上政策相比更值得关注。在英国,虽然下议院对征税一直拥有大权,但是坚持“轻税’政策,也是与英国资产阶级一直对国王征税保持警惕,并且在必要时奋力抗争分不开的。重商主义晚期,英国政府的每一笔赋税的数额都必须与同会反复讨价还价之后方能敲定。尽管象深得国民拥戴的伊丽莎白女王,也不得超越成例。“所以她不得不时刻警惕地注视着政府的开支,不得不一再勒紧自己的钱袋,以至于她周围的大臣不断抱怨,嘲笑她的吝啬[15](p.362)。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英国的税收从来都没有超出工商业难以承受的限度,因为“中等阶级几乎愿为王室做任何事,只是不愿缴纳重税”[16](p.303)。所以当查理一世要求国会之外的征税权时。便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其本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之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发表民权宣言规定:“王室在议会规定的税收之外从事征税是非法的,”[17](p.186)“这样就再次确定了国会的征税权,从而稳固了对工商业的轻税政策。17世纪末以后,英国积极参与大陆事务以防法国称霸,税赋总额不断攀升。因而一份法国报告说:“看到英国居民缴纳的巨额贡赋以后,应该认为生活在法国真是大幸。”布罗代尔不承认上述看法,他认为与英国情形不同,法国纳税人还必须接受贵族和教会强加的沉重“额外”负担,这些额外赋税的存在事先限制了国王岁入,使之不能贪得无厌[18](pp.440~441)。所以即使在这一时期,英国政府的税收政策还是没有妨碍工商业的发展。

重商主义晚期,英国政府促成了同业行会的解体。英国城市、中央政府逐渐废除了行会制度中一些传统的限制性措施。例如,伦敦市公开承认过自由人兼业的权利,许多人就利用了这一特权。再如,1519年约克市宣布:“所有有权自由从事某一职业者,自此可从事一切职业。”因此,一人兼数业的现象日渐普遍。1564年,北安普顿的粗木工、细木工、制革工人、刀具工和漂洗工可以合法地另兼一手工行业[19](pp.131~133)。1536年,英国议会颁令禁止行会以征收高额钱款方式阻止帮工独立开业,违者罚款40镑[20](p.286)。行会的落后腐败也减少了政府的信任。比如,都铎王朝晚期,政府将限制农村工业发展的任务交给治安法官而不是行会。伊丽莎白一世尤其是詹姆斯一世通过以合适的价格向较小手工业出售公司执照而削弱了行会的权力[21](p.22)。另外,“斯图亚特王朝的枢密院还支持手工业者们竭力保持独立自主,避免陷入对资本家以及他们的那些已发财致富的伙伴们的依附之中”,这也限制了行会作用[9](p.157)。更为重要的是,英同法院在案件判决中“往往谴责各同业行会把进行生产加工的单独权力滥用为限制英国人人身自由的垄断权,只有当行会的存在年限或特许权证明行会确实享有特权时,法庭才愿意予以承认。这样的裁决使得行会解体的普遍理由变得更强有力,从而导致英国的行会比在其他地方瓦解得更早”[9](p.154)。18世纪末,英国政府对行会的控制已大为宽松,“因此,工业革命所要消除的只不过是一些(行会)残迹,早在19世纪的立法取消对行会的任何保护之前很久,工场手工业享受着普遍自由已成为事实”[9](p.157)。因而,行会控制较少的英国工场手工业,其繁荣的势头一直得以保持。

此时,英国重商主义者对于工商业的认识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早期重商主义者认为任何数量的货币流向国外,都是国家财富的减少。托马斯·孟不赞成这种观点,他反对货币主义者所主张的限制货币输出的原则,要求取消禁止输出货币的法令。他说:“我们的金钱加在我们的商品上面,使它们一块儿输往外国,从而可以获得更多得多的财富。”这里他所说的输出商品的同时也输出货币,是指先以货币购进更多的外国商品来扩大贸易,等到时机成熟,再把这些商品以远远超过购价的价格销售给外国人,使国家大量增加财富。他还补充说:“我们要促成一种加快和加大的贸易,并不是要将金钱都保存在王国之内,而是要使外国需要和使用我们的货物,同时使我们对于他们的商品的需要能够促进各方面吐出和吸进。”[3](pp.13~16)托马斯·孟本人在任东印度公司经理时就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实践。正是在东印度公司的压力下,英国国会于1663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货币自由流通,其序言明确地指出:“经验告诉我们,金钱(指货币)总是大批流往承认其出口自由的地方。”因而,颇有权势的乔治·唐宁爵士断言:“过去充当商品单位的金钱本身已变成一种商品。”[9](p.215)从此,更为积极进取的“贸易差额论”理论代替了早期重商主义的“货币差额论”,贵金属便在众目睽暌之下流通。英国迈开了走向自由贸易的第一步.结果是工商业日益繁荣。

托马斯·孟还把为出口而生产的工业品和用国外商品经营贸易得来的财富归人“人为财富”,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人为创造的价值。他强调要扩大本国的手工业,认为英国的工业对亚洲和其他国家原料的加工,会给英国带来巨额财富。他再三提醒人们“人为财富”的增加具有特殊意义,它能够无限地增多向外国输出的商品[3](pp.5~12)。托马斯·孟的“人为财富”理论,使英国重商丰义超越了“金银”财富理论,使人们对工业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更加重视发展工业。相反,法国由于重商主义的失败,工业难以充分发展,农业日益落后,连生存条件也受到了威胁,人们的目光又不得不回归到了农业上,于是产生了重农学派的否定工商业的混乱看法(虽然重农学派的“重农”主张有不能抹杀的积极意义)。

晚期重商主义阶段,由于有正确的理论、政策的支持,也由于有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英国工商业发展迅速。例如呢绒的出口,1554年为16万匹,到17世纪上半期年均出口已达25万匹,远销到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尼德兰,甚至波罗的海、俄国等整个欧洲和亚非等地,“全欧洲因穿英国的呢服而几乎成为英国的仆人”[22](pp.187~188)。英国煤的产量,16世纪中叶是20万吨,到了17世纪90年代,已上升到300万吨[11](p.360),1789年法国革命时,英国年煤产量达到约1000万吨,而法国仅为70万吨[23](p.283)。同时,英国造船业也有极大发展,都铎时代,英国没有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常备海军舰队,到伊丽莎白女王末期,英国海军总吨位达到17050吨,有42艘战舰[24](p.96)。除此之外,金属制造、玻璃、制革、制糖、明矾生产、制硝、造纸、火药、火炮铸造等工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英国的对外贸易更是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它的贸易公司已延伸到亚洲、非洲等世界各地,使大量的廉价原料、金银财富流入英国,使其成了世界之首的经济强国。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埃里克·罗东认为,这正是“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25](p.84)的结果。此时,英国以一流工业强国的身份,一只脚已经踏在工业革命的门槛上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导地位,在英国已坚如磐石。

三、结论

在晚期重商主义阶段,英国重商主义理论突破了传统重商主义认为农业只是一个自给部门的陈旧思想,认为农业生产出“自然财富”,因而应该发展商品性农业,把多余的粮食运往国外以换取大笔钱财。而且意识到要保证本国粮食自给,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发展战略意义的视角。另外,重商主义者还从社会公正出发,主张保护农民利益,为农业发展争取有利条件和公平待遇,说“不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受到限制,就是让我们大家(指工、商、农业)同样享有行动的自由”[2](p.128)。所有这些,推动了国家决策者改变了对农业的歧视态度,直至逐渐支持、重视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使英国最终确立了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工商业方面,由于英国工商业在重商主义早期发展较为成功,因而,英国政府在重商主义晚期较其他国家更有信心地沿用了以前的正确政策。同时,托马斯·孟等人还及时总结了实践经验,提出了“人为财富”理论,使对外贸易不再被人们视为财富的唯一源泉,因而避免了像法国重农主义那样的对工商业产生怀疑的混乱看法。晚期重商主义货币自由流通理论的提出,也推动政府解除了对货币自由流通的禁令,从而使英国的国际贸易更加畅通无阻。另外,由于资产阶级的限制以及有力抗争,英国政府继续了以前对工商业的“轻税”政策。晚期重商主义阶段,英国还破除了行会对工业发展的桎梏。所有这些,给英国工商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从而使工商业日益繁荣,巩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英国晚期重商主义在农、工,商业上的理论和政策,使英国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得以最终完成。

[作者简介]罗朝晖(1972—),男,湖南省宁乡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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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历史教学》2005年第3期 总第4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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