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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芝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唐山师范学院 历史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19世纪,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也以空前的速度发展,随着城市中各种各样问题的出现,有关城市的研究便应运而生,至今不衰。本文在论述西欧中世纪城市起源的同时,与东方封建城市,尤其中国封建城市的起源进行简单比较,以期对此热门问题做一总结,也为目前方兴未艾的城市史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西欧,中世纪,城市起源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5)08-0029-04

Recomments on Origin of Cities in the Mid—Ages of Western Europe

Abstract: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ed quickly with the industrialization in 19th century.Many questions came out in the city. So the study of city came out and developed well up till now. In this article I discuss the origin of cities in the Mid—Ages of Wostem Europe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e feudal cities in the East, especially in China,thus supply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urban history.

Key Words:Western Europe,Mid—Ages the Origin of Cities

西欧中世纪在经济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城市的复兴,尤其工商业城市的蓬勃兴起与发展,也是西欧封建社会与同时代的中国和东方相比而具有的一个最大、最重要的区别。甚至可以说,中世纪工商业城市的兴起是近代欧洲文明诞生的源泉之一。

一、西欧中世纪城市产生的经济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的产生和存在,其前提是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分工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新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p.56)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前的社会生产力飞速进步,是从10世纪全民的、大规模的开垦荒地和围海造田开始的,即中世纪有名的垦殖运动。耕地面积的增加和大片荒地的开发,为农业技术的更新提供了动因。10-11世纪,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农具和耕作技术日益发展,铁犁的使用开始普及,三圃制得到推广等等,使农业生产率显著增长,收获量增加,农业产品的剩余日渐增多。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又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粮食和原料,准备了庞大市场,加上当时消费水平的上升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要求手工业能提供更好的产品。这促使了手工业专业化的加强和手工业技术的提高。这时,手工业中的大多数部门开始脱离农村家庭手工业或庄园手工业形态,集中到城市中来。因此说,手工业自农业中分离出来,独立手工业者集居而生产,是城市兴起的重要途径之。这样兴起的城市,在德国莱菌河以东,远离国际贸易路线的地区不少[2](pp.289~290)

中世纪中期,两欧由垦殖运动开始的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映。农业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而手工业脱离农村集中城市后,产生城乡交流的问题,导致商业的发展。特别是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给商业发展以巨大的刺激,从此,西欧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便是建立在这种比较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在西欧中世纪城市产生之初,大体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商品交换。一种是国内的商品交换,如因为自然条件不同,各地区生产有所分工,以及一个地区内部由于城乡分工、生产不同而引起的商品交换,这种地方性交易场所被称为市场。众多市场的建立,反映了交易发达、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另外,封建主也想通过建立市场,征收赋税另外一种商品交换,就是国际性交换,即远程贸易,它多在集市上运作。这些集市规模比市场规模要大,除零售的商品外,还有长途贩运货物来的批发。因而,集市是地区性及国际性贸易进行的地方[3](pp.269~270)

我们不能否认商业、贸易在西欧城市兴起的上的巨大作用,因为最早兴起城市的地区就是国际贸易的地区,如意大利,另一个在西北欧的莱茵、默兹、斯凯尔特诸河口附近,尤其是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城市。它们早先只是东西方商品流通的中间人,不久,便控制了地中海的商业,并把自己的触角伸到法国、西班牙等地。同样,国内地区间的商业流通也进一步发展着。在这种情况下,固定市场或集市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市场或集市所在地区,要求有一定的安全保障和交通便利。因此,市场往往建立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领地上、城堡附近。有些城堡本是防御外族入侵避难的场所,后来由于商业贸易兴起,大量周围地区的人们来此进行交易,包括逃离了封建主控制的手工业者也纷纷来到市场所在地定居、生产,出卖自己的产品。市场、集市所在地的领主也愿意市场在此地建立,借以收税获利随着市场、集市的稳定发展,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轮廓日益清晰了。这样,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商品经济发展乃至市场集市的形成,直接导致了中世纪城市的诞生。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城市与乡村对立日益明显,城市与乡村的分工日益明确,乡村主要以从事农业为限,而城市则主要从事于贸易及手工艺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如皮朗所说:“中世纪城市是市民必不可少的聚集地,或多或少的积极从事于商业和手工业。”[4](p.171)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为商业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活动要素,新市场及大集市的建立以及社会生活的改变,引起了对新的娱乐品或奢侈品的需要,商业生活繁荣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5](p.151)。商业同时也刺激了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等因素的发展,乃是西欧中世纪城市产生的最直接、最主要的经济动因,片面强调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是不切确的。

二、西欧中世纪城市产生的政治条件

除上述经济因素外,西欧封建制度的脆弱和不完善乃是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的重要政治因素虽然目前史学界对此问题仍有争论,但笔者认为这仍不失为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的前提条件。朱孝远在《近代欧洲的兴起》的第二章中说:“欧洲型的封建政治体系具有先天不足、脆弱、构造上很不完善等弱点。再加上这种政治体系效率低下,难以操作,容易产生地方割据和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它很容易因自我的衰败而走向瓦解。这种不同于东方政治体系的特点促进了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和发展。”[6](p.65)同时,《剑桥中世纪史》也认为权利的分散是城镇兴起的熏要因素[7](p.208)

在东西方社会历史比较中,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西欧封建社会是多元化的组台,尤其在政治制度方面是世俗与教权的二元政治体制;在经济制度方面则是城市和乡村共生的二元制体制。而东方社会包括东欧国家在内,大多建立的是一元化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君主专制政治,而西欧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多种政治势力,因为日耳曼人在迁徙过程中使西罗马帝国文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以致在国家管理方面段有任何文明的传统可以继承;同时,西欧封建国家的建立者──日耳曼人本身文化落后,决定了他们难以建立有效的统治;而且日耳曼人自始至终也未能建立起像东方一样的土地国有制,其所特有的封君封臣制使地方封建主拥有了在自己领地上的财政、行政、司法等全权。以国王为核心的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是有限的,并因分封制的发展其权力日益受到限制。因此,土地分封不仅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收人,而且分割了国家的权力。

在中世纪城市产生之前,总的来讲有三种歧治势力:封建君主、封建诸侯和教会贵族。这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又彼此独立、相互制约。也正是在西欧中世纪多元政治局面中,代表着一股新生力量的城市诞生了。

三、西欧中世纪城市产生的阶级条件

西欧中世纪城市也是中世纪社会中多阶级、多阶层综合作用下的结果。中世纪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为城市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究竟哪些人是城市兴起的主导力量呢?应该说主要是逃亡的农奴和原为农奴的手艺人、商人及封建领主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的分工逐渐在庄园内部发展起来。一部分农奴除了从事农活以外,有了一些剩余时间从事某些质量较高的手工业制作,并积累了一定的专门技能。随着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他们向市场提供的商品总量也相应增加。这样,整个社会的商品交换和劳动分工的规模也就日益扩大。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身为手艺人兼商人的农奴,有可能积累越来越多的技术、工具和资金。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有了逃出庄园而独立谋生的可能。而整个社会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又为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准备了条件。这样,在一些传统商路的交叉点上,有利于交易的修道院、城堡旁边以及一些封建领主的领地上,就逐渐出现了一些逃亡农奴的新的定居点。他们在那里建起简陋的住房和店铺,开始了新的生活。西欧巾世纪的城市,一部分就是由这些逃亡农奴的定居点发展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些城市不是从过去的历史中以现成的形式在中世纪出现的,而是被解放了的农奴重新组成的。”[9](p.141)

而对于商人这个阶层来说,亨利·皮朗曾有过专门论述。他认为10世纪时,在西部欧洲重新形成一个专业商人阶级,它的发展开始时非常缓慢,在下一个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逐步增快[10](p.258)。这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增长,确实让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去过流浪和冒险的生活。毋庸置疑,第一批做生意的行家就出现在这批流浪者和冒险家中。如南方威尼斯的航运、北方斯堪的纳维亚的航运等,这些流浪者和冒险家迅速利用到达沿海和河口的船只,或被市场和集市吸引开始了新的谋生手段,或从事当地商业交换,或从事远程贸易。他们经营的方法是把海外缺乏的东两运过去,再运一些货物回来,把运回的货物输送到需要量大、获利最高的地方去[11](p.42)。这些流浪者及经商的游民,即事实上的商人,由于他们被视为外乡人,无人知道这些长年旅行者的出身。而凡是法律不能确定其主人的人,法律必须以自由人对待之。简言之,这些原为农奴、农民身份的商人逐渐在固定城堡、市场、集市集聚,并成为建立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中坚力量。

至于说各个独立的封建领主,为了在自立领地上获得工商业税款和其他利益,也为了削弱对手,往往提供一些优惠条件,如提供建立住房、店铺的地点,颁布特许状或优惠条例等等,竭力引诱别的领地的农奴逃亡到自己的领地上来建立城市。这些领主认为:“与郊区的庄园相比,享有自治特权的市镇是更有可能增值的资产。”[12](p.255)因此,韦伯也认为:“中古领主对城市一直维持兴趣,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因素,但主要是经济原因,因为城市是其主要财政资源之一。”[13](p.239)当新诞生的城市还处在封建领主的管辖之下的时候,城市开始逐渐走上了反对封建领主争取自治的斗争。因之,城市就在逃亡的农奴、商人,封建主等各阶级、阶层的合力之下逐渐产生,乃至壮大。

四、两欧中世纪城市产生的思想条件

中世纪从古代原始社会、古典社会乃至基督教义中承继下来的平等自主理性等观念,也为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人类原始时代,人们有着既非来自宗教教义,又非来自政治学理论的关于部落成员之间人人平等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中世纪早期有明显的表现。而基督教中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表现出普遍的、覆盖所有人的特点,这就为平等原则的彻底性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尽管是神话的前提。导源于古典时代而义与基督教相交汇、融合的理性主义,在信仰至上的西方中世纪,不仅一直存在,而且从弱到强,并最终导致普遍理性在中世纪盛期的确立与盛行。同时,一股追求个体的自主理性的潜流也逐渐萌生[14]。在这种思想源流的影响下,其主体力量如逃亡农奴、商人们积极自主的复兴城市虽然对立于平等原则的封建等级社会中,等级、奴役等等不平等观念占主导地位,但是也不能否认在中世纪,这种平等理性观念或多或少的影响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建立,成为其诞生的重要思想条件。

五、东西方城市兴起的比较

西欧中世纪城市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诞生了,它的复兴和产生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存在诸多不同。应该说,英国等西欧国家封建城市的起源虽然较晚,但是它们建立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和社会分工较为明确的基础之上,城市形成后,很快发展为工商业中心。以英国为代表地西欧中世纪城市工商业一般都由私人经营,国家除征收一定的捐税外,原则上不干预工商业。同时,各国政府非但对工商业不加以限制,反而积极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不时赐予城市特权。与此相对,中国封建城市的起源一般则不是以社会分工和工商业发展为前提,而是以政治需要为条件由封建国家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作为中国封建城市主体的郡县城市,就是这种政治城市的典型。郡县城市基本应该说是一种政治城市和消费城市,或者说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因而,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和功用,大多数与国家政治有关,而不是直接源于工商业的发展无论朝代更替如何频繁,甚至社会形态如何转化,城市仍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存在。

因此,东方尤其中国不像西欧中世纪大多数城市主要由逃亡农奴建立,而主要由封建专制国家的中央或地方官府、封建军队或其封建统治势力建立起来。同时,东方国家不像大多数西欧封建国家那样,很快成为独立或半独立的市民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而是成为国家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在城市居民身份地位方面,由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一贯实行贱工轻商政策。工商业者长期处在卑贱的地位,属于社会下层。在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下,城市人民没有任何权利,甚至出现了一些富贾豪商与官府勾结获取个人特权的现像。而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市民,作为城市居民的主体并主宰着城市机能的运作。其市民像马克斯韦伯指出的:“西欧中世纪市民是包含有特殊性质之经济利害关系的各个阶级。”[15](p.262)西欧中世纪城市市民享有特权,其人身自由和财产受法律保护,有贸易自由,有资格参与市政,主要从事商品经济生产活动等等,不同于东方封建城市人民的特点[16](pp.238,307)。这种性质身份的市民,仅见于西方,其他地方诸如东方等地,仅处萌芽阶段。东方封建国家的统治者大多居住在城市中,是城市统治乡村一元制的社会体制;而西欧中世纪统治者即封建领主等大多居住在乡村的庄园中,构成了乡村、城市并举的二元制社会体制。

总之,西欧中世纪城市在经济、政治、阶级、思想等多方台力作用下,作为一个新生因素复兴、发展起来。

作者简介】沈芝(1976-),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中古史博士,唐山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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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历史教学》2005年第8期 总第5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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