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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0日,第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当天,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日本株式会社明石书店签署了版权输出协议。图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朱明光和日本株式会社明石书店社长石井昭南在协议书上签字。

日本明石书店再度购买中国历史教科书版权

在前不久闭幕的第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当天,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日本株式会社明石书店签署了版权输出协议──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八年级上、下册的《历史与社会》──将在日本出版发行。

明石书店是一家主要以出版教育、历史和法律等书籍为主的出版社,主张认真反省历史,积极促进中日友好。五六年前,明石书店就曾经组织翻译、出版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这一次是再度合作。明石书店社长石井昭南先生在签约仪式上说:“我创立明石书店到今年已经是第29年了。今天,举办这样的仪式,对从事出版业的我来说非常令人高兴。”

针对当今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认、曲解侵华历史的问题,石井昭南说道:“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在日本社会总有一股很危险的势力。特别是对于侵略中国、朝鲜的历史事实,不仅仅是右翼,乃至一些政治家也显现了危险的苗头,想极力否认。”

他郑重地表示: “我今年已经66岁了,日本战败时是5岁,是了解(经历)日本战败事实的最后一代人。虽然是战后生活在日本的社会,但我从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乃至走入社会都一直在思考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我认为日本人应该认真地对中国谢罪、反省,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出版社对人权、对亚洲问题以及各种社会问题都有所涉猎。将中国孩子们学习的历史介绍给日本社会,也是我们这次翻译、出版的一个契机。日本有每隔四年对教科书进行重新认识、探讨的制度,每当此时,对于中国的教科书、韩国的教科书是怎样的,日本社会都会有一个热烈的讨论。因此,从人民教育出版社引进的教科书也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对中国感兴趣的日本人都在津津有味地读这些翻译成日文的教科书,我由衷地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

在日本右翼分子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日本株式会社明石书店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签署版权,无疑是日本正义人士对历史和对中日关系负责任的表现,是对日本右翼分子美化侵华战争行径的有力回应,意义重大。

在日本朝野右翼势力猖獗的当口,明石书店社长石井昭南这一负责任的举动,不仅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而且要有理性的历史眼光和正义情感。这不禁让我们联想起了在日本、甚至在国际社会曾引起关注的“家永诉讼案”。

历时32年的家永教科书讼诉案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就开始出现否认、模糊历史的现象,家永教科书诉讼案件就是日本有识之士与右翼势力进行坚决抗争的著名事件。据人民教育出版社日语编辑室主任唐磊编审的刚刚出版的《走进日本教科书制度》一书记述,家永三郎自1953年开始执笔的高中教科书《新日本史》,出版后曾被日本高中广泛采用。但在1962年提交文部省审定时,此书被认定有323处“缺陷”,属不合格。其最主要的理由是:“事实取舍欠妥之处较多”“过于热衷反省过去的史实,与日本史的教育目标……相差甚远”等。家永教授对审定意见不服,于1965年6月向法院提起第一次诉讼,此后,又于1967年、1984年分别提起第二次和第三次诉讼。这三次状告日本政府和文部大臣的诉讼,每次都经历了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级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的一审、二审、三审判决。直到1997年8月29日,日本最高法院做出判决,这场持续了32年的“马拉松式”诉讼终于结束。第一次和第二次诉讼均以家永败诉告终。而第三次诉讼虽以家永“部分胜诉”结案,但是家永教授并不满意。不过,常年的病痛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得他已经没有力气再继续战斗下去了。

2002年11月29日,家永三郎教授抱着深深的遗憾与世长辞,终年89岁。此前,鉴于家永诉讼案及其相关运动对日本和平民主作出的巨大贡献,2001年国际上曾掀起“授予家永三郎诺贝尔和平奖”的运动。

唐磊写道,这位身高只有1.5米,体重不足40公斤的文弱瘦小的家永教授凭借什么力量,以强大的日本政府和文部大臣为诉讼对象,并坚持那么久进行不懈的抗争?书中引用家永教授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家永教授说:“我在战争期间,只考虑守住个人的良心,而犯下对国家毁灭袖手旁观的错误。与我同时代的几百万同胞在战争中悲惨地战死在大陆、热带森林或沉落海底,我作为幸存者从内心感到对不起祖国。对可能再次将日本卷入战争的教育方针如果不予抵抗就寿终正寝,我会后悔的,我不希望有那样的悔恨。”

家永教授的正义之举,其目的就是为唤醒日本国民的良心和正义感,吸取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惨痛教训。同时,要唤起民众,就必须鼓起勇气维护宪法赋予的权利,用真实的历史教育青少年。

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起诉日本政府对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提出不合理修改要求,不仅开始了他与右翼历史观长达30多年的斗争,而且得到了200多名历史学家的支持,迅速影响到出版界、法律界、政界,后来演变成一场有关日本历史观的大论战。

家永教授的勇气与正义让我们钦佩。在明石书店社长石井昭南身上,我们又看到了日本社会正义之声发展延续的路径、脉络。虽然日本右翼势力很猖獗,但是我们相信历史最终是正义战胜邪恶!只有真正尊重历史,反省历史,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才是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出路。也只有沿着这条路发展,才最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一直回避或淡化对二战侵略的反省、认罪,极力回避作为侵略者对亚洲国家造成的伤害。日本右翼借机不断在教科书上做文章,否认侵略,复活皇国史观。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日本政府对历史教科书的4次审定,这4次审定放行的教科书明显地篡改历史、肆无忌惮地美化侵略战争。前不久,日本新任首相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在改变中日政冷经热,使政治、经济都能够处于良好发展状态方面的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我们的态度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受到日本侵略战争残酷伤害的人民会拭目以待。

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轨迹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一直回避或淡化对二战侵略的反省、认罪,极力回避作为侵略者对亚洲国家造成的伤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出于“冷战”需要,美国开始纵容日本右翼势力,日本右翼不断在教科书上作文章,否认侵略,复活皇国史观。教科书问题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产生。日本政府每4年审定一次由民间各出版社分别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日本政府对历史教科书的4次审定,这4次审定放行的教科书明显地篡改历史、肆无忌惮地美化侵略战争。

1982年6月 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对日本历次侵华战争的史实进行了多处篡改:把1894年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中国海军而发动的甲午战争篡改成“日清两国军舰之间发生海战”;把日军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轻描淡写地写成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把“侵略华北”改成了“进出华北”;对日军犯下的南京大屠杀,竟然说“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1986年5月 日本文部省审定的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公开为侵略战争粉饰和翻案,把日本侵华战争描写成日军是被迫应战,掩饰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把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的目的说成是要“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并在日本的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2001年4月 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了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该书宣扬皇国史观,从根本上否认了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责任,将“太平洋战争”标榜为是为了“自存自卫”“解放亚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的一场“正义战争”。关于国际上早有定论的南京大屠杀,该书妄称存在很多疑点,企图否认侵华日军的野蛮暴行。这本极端荒谬的教科书当年的采用率仅为0.039%。

2005年4月 日本文部省给右翼团体“新日本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重新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开放绿灯,宣布经指示修改后审定“合格”。尽管进行了124处修改,但是书中美化侵略、篡改历史的原则性错误仍比比皆是。歪曲历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将历次战争责任全都推给了中国。

关于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右翼新教科书称:“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关于“九·一八”事变,在右翼新教科书变成:“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和迫害日本学童的事件。”明明是日本霸占着中国的领土,明明是日本军队阴谋挑起事端,却把侵略战争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关于卢沟桥事变,新版教科书称:“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也就是说,旧版本尚承认日本大规模派兵在先,新版本则将卢沟桥事变完全算成中国的责任,是中国方面扩大了事态。关于南京大屠杀,2001年版的教科书在《日中战争》一节的正文中的括号内加了一句话:(那时,日本军队导致民众中也出现了很多死伤者,这就是南京事件),将大屠杀以事件一词轻轻带过。30万中国人的生命的消逝,就这样被日本敷衍过去了。但是,在《新历史教科书》中,括号中的那句话被删除了。南京大屠杀不复存在了。

就在日本右翼势力相当猖獗的环境里,日本也有正义的声音一直在呐喊,从著名的家永教科书诉讼案到今天的明石书店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与社会》教科书,日本的正义之声就没有停止过。

德国对历史教科书的态度

德国赢得世界的尊重靠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强大,更主要的是对历史的诚实、政治上的诚实。德国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对德国历史上曾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行都有深切认识,他们对受害国人民怀着深重的历史认罪感。不论是朝野主要政党,还是政府政要,在对待战争罪责的立场和态度上始终如一,语言表述清晰、准确。

德国教育法规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分量的纳粹历史。根据这项法规,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的决议说:“对纳粹专制统治的历史进行详细和深入的讲解是各个学校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大屠杀的历史又是其中的中心内容。”审定历史教科书的依据同样是教育法,没有足够分量的反映纳粹历史内容的教科书在审定时不会获得通过。

由此可以看到,德国政府在主导对二次大战的认罪,在致力于全面打击可能产生的纳粹势力,承担起全部的历史责任。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值得尊重和赞赏的!有所谓专家从两国的政治、文化、民俗来判断德日两国对二战的认识,差别是存在的,但是,是与非,罪与非罪,世界是有公认标准的,同样是在二战中杀害无辜的人民,能够因为文化差别而被判有罪而可以不认罪吗?要是这样世界还有公理吗?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6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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