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夹

人教首页 人教网刊 本期目录
上一篇     下一篇
 
民国教育史拾零
江苏 刘古平

我学习、观察、研究教育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之初就是从民国教育史开始,一直觉得民国教育史内容极其丰富,非常有价值,有许多东西还不能只看教育史的教科书,而是要研究丰富真实的史料。本文选其几点与大家一起分享。

 

一、民国时期的教育很重视德育

 

我父亲的启蒙老师是一位私塾先生,秀才出身,我在很小时候就知道他有一句名言:“学问与品行并进才好呢!”仅凭这位秀才的话还不足以说明。最有说服力的是1926年父亲师范毕业时候,他几位老师的师训更能说明问题。

 

其中有一位老师说:“做事的目的在于服务,做大事是服务,做小事也是服务,不必一定要做大事,放弃小事而不做。”

 

后来他在淮阴中学实验小学教员时候,工作很有气色,当时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问渔先生曾视察过该校。江问渔在19499月,作为教育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一届、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和我父亲有一段谈话:“你近来觉得怎样?可想做校长吗?如果自问有做校长的能力,当然可以做校长,不过做校长做教员同是为教育服务,并没有两样。不过做教员的时候,最好安心做教员,不要天天想做校长。”

 

毛主席写过《为人民服务》,其实供职于社会,服务于大众在五四之后很流行,也是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

 

1935年父亲出任江苏省教育厅主办的镇江大港乡村教育试验区主任。父亲放弃了省教育厅科长的职务,并且薪金由高而低,从180元降到140元,毅然应聘,他在实践老师讲的服务于社会的教诲。到了大港他不穿西装,不穿皮鞋,生活俭朴,克己奉公,不用公款请客送礼,不用公家邮票和朋友通信,与同事们同吃同住,并提出约法三章:1.“今后遇苦不说苦”,而说“还好,可以锻炼锻炼”;遇难不说难,而说“再想法子,研究研究”。2.对内每人每天:①要有一个新希望,出一个新主意;②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③要写一点心得。3.对外实行“三不主义”:不贴一张标语;不照一张照片;不发一篇新闻稿。他在试验区的工作斐然,并提出指导思想是:“一个乡村学校(同时办儿童班和成人班)应该作为这个乡村的文化中心和乡村社会改进中心,乡村学校的教师应该是儿童的老师,失学成人的老师,也是乡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导师。乡村学校应该发挥它在乡村中的优势,发挥它推动社会前进的核心作用。”

 

试验区有许多老师都是实践服务社会的理念,其中有好几位解放后都成了新中国的教育专家。道德属于人的价值取向,有了坚定的价值取向,这也就坚定了一个人坚定事业的信心。

 

二、“教育救国论”在民国期间曾经被主流教育家所否定

 

有文章说,“教育救国论”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中一个相当流行的观点和口号,其实这个口号起源于世纪初蔡元培,蔡元培思想虽属民主主义教育范畴,更深刻反映教育的社会救亡工具价值和社会急务。其实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就已经有了“教育救国论”主张。解放之后被当作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口号遭到批判。这个批判是有失公正的。“教育救国”口号确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民国主流教育教育学者并不赞成“教育救国”。

 

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后来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陶行知在他那篇著名的《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陶行知倡导的是教育生活,那么生活教育又是什么呢?

 

叶圣陶在19461023日发表过一篇《“教育生活”──怀念陶行知》,这篇文章中叶圣陶写到:“有人说,要把教育办好了,才可以把中国弄好。这自然见出对于教育的热诚和切望,可是实做起来未必做得通。还是调转来说,要把中国弄好了,才可以脱出前一派教育的窠臼,彻头彻尾地推行后一派的教育。所以陶行知先生一方面竭力提倡‘生活教育’,不怕艰难,不避危害,当然也有成就,那成就对于中国的弄好也大有帮助。然而那成就只是一点一滴的,要收到普遍的效果,要使人人受到充实自己、发展自己的教育,总得在中国真正弄好了之后。”

 

这种观点与“教育救国论”完全不一样,父亲在抗战前编辑的《初等教育研究集》(1)中有一篇文章写道:“其次还有一个错误,是教育者常有,就是教育可以一手把颠危的国家社会挽救过来。”文中认为:“教育是推进社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推进手段的全部。”这篇文章鲜明地提出:“全体民众应享有受教育的机会,须要受到良好的教育。”文章还把社会比喻成一个大轮盘,而教育是一个小轮盘,缺少小轮盘,大轮盘立即会停止转动。

 

故此“教育救国”在民国期间确实是一些知识分子的主张,当时的主流教育学者不曾接受这个主张。

 

三、知识分子自觉接近劳苦大众的过程

 

毛主席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论青年运动的方向》,其中有一段:“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客观的说,不仅是延安,整个民国期间平民教育的推进过程,都是知识分子自觉接近劳苦大众的过程。我母亲毕业于北京慈幼院幼稚师范,师范毕业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分别去定县晏阳初的试验区和邹平梁漱溟的誓言去参观乡村教育,这在当时是一种趋势,也是知识分子接近劳苦大众的过程。抗战期间,母亲在山西教师服务团,这是国民政府收留组织逃亡教师的教育机构,她的回忆录中就有在洋县从事乡村幼儿教育的事情。

 

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一些毛泽东研究者认为,毛泽东也受到晏阳初思想的影响才觉悟要以简单、务实和经济的方式真正地深入到民间中去。

 

我父亲的著作中曾经详细的比较过当时乡村教育的特点:其中有陶行知的“山海工学”;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梁漱溟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俞庆堂的“中华教育研究院”;以及华侨组织的“华洋义振会”等等。

 

父亲在试验区办过农业合作社,我在研究这段历史发现“华洋义振会”办的农业合作社最多,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个主张,从组织并推广合作社入手,改善农民经济。

 

这些乡村教育组织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也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也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陶行知是社会主义思想代表;晏阳初、俞庆堂是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梁漱溟既是民主主义,也带有浓郁的民族主义。抗战之前乡村教育形成了一个“乡村发展运动”,其规模确实不小。

 

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知识分子自觉接近劳苦大众的过程是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这在五四之后是一个主流;其二,五四之后中国文化思想是同时受到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的共同影响,是一种多元的价值取向格局。

 

民国期间的教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新学制及课程标准的制定主要由民间的教育团体发起,其中包括乡村发展运动也是有民间首先发起,其后得到政府教育部门的支持。

 

我父亲所在镇江大港乡村教育试验区就是由国民政府出资,这个试验区比较晚,成立于1933年,抗战开始之后就停止了,国民政府这么做是接受民间团体发起试验的经验,支持乡村教育,并主张推广。

 

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支持乡村教育?

 

国民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乡村税赋,因此国民政府也需要发展乡村继续增加税收。因此民国时期发展农村是政府的一个基本策略。

 

四、蒋介石的教育思想及历史价值

 

父亲在和我谈他的历史的时候曾经讲过,抗战期间他在四川省教育厅直接参与国民教育纲领的制定。当时四川教育厅厅长是郭有守,郭有守告诉他这个纲领的制定蒋介石是有手谕的。

 

在父亲的档案中看确有他主持制定国民教育纲领的记录,但并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蒋介石为什么要制定这个纲领?

 

后来我看到了《蒋介石在193933日全国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基本搞明白蒋介石的教育思想,这个文献的历史价值很高,既反映蒋介石的教育思想,也证实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会如此辉煌?为什么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要制定教育实施纲领?

 

在这个训词中能看到蒋介石的基本教育思想,他重申:“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个要素所构成,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亦可以说教育是经济与武力相联系的总枢纽,所以必须以发达经济增强武力为我们的教育方针。”

 

蒋介石认为:“我这几年时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又说‘战时生活就是现代生活,现在时代无论个人和社会,若不实行战时生活,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灭亡’”;蒋介石认为:“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的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种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我们需要兵员,必要时也需要抽调到教授或大学专科学生,我们需要各种抗战的干部,我们不能不在通常教育系统之外,去举办各种应急人才的训练,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各门各类深造的技术人才,需要有专精研究的学者,而尤其在抗战期间更需要着宜各种基本的教育。”

 

蒋介石崇尚“教育兴国”思想,他的“教育是经济与武力相联系的总枢纽”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思想。

 

有许多人讨论过,为什么西南联大会如此辉煌?有人认为于西南联大的师生报国情怀有关,这是不能否认的。《蒋介石在193933日全国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中的基本思想也为抗战时期的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学子聚昆明忆教育“奇迹”》的报道中说:“在滇8年的西南联大共培养了两千余名学生,其中有一百七十余人成为两院院士,两人获诺贝尔奖,四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八人毕业于西南联大。”我以为这也是国民政府留给新中国的最大一笔人才遗产。

 

我父亲在四川直接参与制定的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并和郭有守合著《国民教育》一书。1947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印发《国民教育》中写道:“国民教育制度,虽随新县制而产生,其内容,则包括义务教育与失血民众补习两部”,此文件说:“我国从清季与学以来,即推行义务教育,以某普及,但所定规章,均未见书实施。”

 

“国民教育实施纲领”明确了普及四年义务教育与失学民众补习两个部分,并进行实施。

 

行政院编印的《国民教育》中写到:到1945年统计19个省市学龄儿童共有38173765名学生占适龄儿童的70%;共收受55988655名成人进行补习。

 

义务教育在中国最早的动议开始于清末,但有历史记载赋予实施应该是开始于在抗战期间。迄今台湾的《国民教育法》依旧坚持“凡六岁至十五岁之国民,应受过民教育;已逾龄未受国民教育之国民,应受国民补习教育。”

 

可见,国民教育实施纲领的制定于实施也与蒋介石的教育思想有关。故此父亲所说“蒋介石有手谕”也就有了佐证。这也是蒋介石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

 

一一年十月十六日

 

本文作者:

 

 

 
人教首页 人教网刊 本期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