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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之前,家乡成立了学校。说是学校,非常简陋,把地主家的五间平房改做两个教室,用地主家给长短工吃饭用的长桌凳当课桌凳。以前上过几天学的十来个人在二年级,我们这些刚上学的挤在一年级。学生年龄不小,教师年龄不大,班主任杜老师当时高小还没毕业,我十一虚岁,他比我大五六岁。记得学习20以内加减法的时候,杜老师还推广了我的经验,说我算得准确──我只是在课桌上画了20个道道儿,几加几或几减几就数道道儿。由此可见当时学生的智力和教师的经验水平!

 

几天后,杜老师对我说:“到二年级去吧!”我来到了二年级教室,二年级老师正在讲课,见我进来,在黑板上用竖式写了9×9。我连想都没想,在横线下写上“18”。随后他笑着说:“先回去吧!”三天后,我跳级了──成了二年级的学生,和那些比我大四五岁的坐在一起听课。期末考试,全班12个人中,我考了个第三──这是我读书期间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的考试排名!现在想来,一个连九九八十一都不知的孩子能够跳级,纯粹是为了“疏散人口”──一年级人数太多。

 

那时,念完四年就初小毕业。后来我到外地念高小一年半,考上了当时全县仅有的一所中学(3300多人收330人),再后来又考上师范(3500多人录取85人)。我毕业时,杜老师也取得了中函毕业文凭。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村村办初中,我在一个初中班教语文,杜老师在另一个初中班教数学,余暇时间他还经常为邻居和同志修理电器。后来社社办高中,我到公社所在地中学教高中语文,杜老师的大女儿也上了高中;她要求跳级,领导不准,我就用自身经历为其求情,后来恢复高考制度她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大学。

 

我常常想,教师(家长)对一个学生(孩子)的鼓励,比教他知识更重要;教师自己以身作则,比苦口婆心式的说教更重要。

 

杜老师曾任过初小主任(当时初级小学不设校长),因被划为“中右”而撤职。落实政策后,他到公社中学当教导主任,教高中物理;这时我当副校长,教高中语文。平日里说起话来,杜老师总对我说“王老师”,我常常纠正:“学生到什么时候都是学生。”可下次他还是那么叫。

 

后来我到县教育科,几年后我到进修学校当副校长,主抓干训和小教研,杜老师到镇教委办当副主任,主抓小教研,接触机会又多了,可还是叫我“王老师”,我向他提出“抗议”,他也还是改不了。

 

杜老师退休后迁居外地大女儿那里。有时来信告诉我如何防感冒,如何锻炼身体。我退休前一年,右腿膑骨摔坏了,正赶上杜老师到二女儿家来串门,得到消息便来看我。那天,我刚能拄拐下地,我们夫妻费好大力气才把他留下吃了饭。他告诉我他老伴开了个食杂店,收入够生活费用了,这才体会到“按劳取酬”的味道。还说当工人下岗的几个孩子生活也都行。

 

我退休后常出去散步,一次遇见杜老师了,他说刚来二女儿家,并说要找我说说话。他告诉我:“看见你了,我也就不用到你那去了。”问我退休后干什么,我告诉他学会用电脑了;他说自己每天散步时拣废物,半年拣了四十多斤钉子;先是一个个拣,后来用磁铁放在地上拖。

 

七八年前的一天,又见杜老师的二女儿,说她爸爸思维不如先前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跟帖时写过的一首顺口溜:

 

少年莫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日红;你若到了这年纪,老眼不花就万幸!

 

哎,我若到了杜老师那年龄,不能到网上读读写写,能到外面拣点废物──“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也就心满意足啦!

 

本文作者简介:

 

 

王玺玉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1999年退休。退休前11年任肇东市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主抓干训、师训和小学教研,其中小学教学达标实验被原省教委评为一等奖,并列为全省16个推广的项目之一。本人曾获“市级拔尖人才”“全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全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等称号,同时获“全省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突出贡献奖”“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中等师范教师奖”。退休以来,心系教育,经常活跃在人教网、K12、教育在线等大型教育网站上,曾任语文网版主,常有教育报刊约稿,退休后在各级教育报刊上发表文章二三百篇;网上专题帖子几百篇,诗词几百首,同时学会用VB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