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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2年下期开始,一直到2009年上期,在这七年的时光里,我担任初中班主任工作和语文教学工作。其中有六年都是初三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当时学生送我一个外号──初三专业班主任,初三专业语文老师。

 

  在我们乡下,学生的素质比较差,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差。那些年,我对学生的成绩几乎没有什么要求,自己也过得很快活。虽然工作任务并不轻,但是我年轻,而且又不怎么把教学成绩放在心上,所以心态很好,并不觉得累。关于这一点,我完全得益于学生的素质差。我对学生的成绩是好是坏根本不放在心上──由着他们,顺着他们,但有一点,我是看得很重的,那就是学生的思想表现和做事的态度。成绩差没关系,每个人的能力水平有限,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学生都成为爱迪生、牛顿、华罗庚,但是思想却一定要正,做事的态度一定要端正。

 

  我的学生不可能没有不听话的,用我们一些同事的话说──全都是(指学生)些渣子──可我从没这么认为,这不是虚伪。成绩差、调皮、吵、上网,是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共同特点。为了纠正学生身上的这些陋习,我也没少下工夫。

 

  我喜欢到班上去经常转转,和学生说说话、聊聊天。在我和学生的对语里,我通常可以得到不少有关学生的信息,能够比较及时地掌握学生的动向,诸如“谁和谁吵架了、谁今天生日、谁在寝室里爱说话、谁昨夜上网了、谁和谁好上了、谁在中午的时候欺负了谁”之类。根据这些情况,我就可以进行有的放矣地侦察,引导、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往往会得到学生惊讶的赞语:“老师,你是怎么知道的”。在学生当中,我有时是黑脸,有时是红脸,有时是和事佬,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找准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很多事情就这悄无声息地就解决了。

 

  对待成绩差的学生,我有足够的耐心。

 

  记得有一次,我留下了十几个学生。他们背不了课文,我知道他们底子薄弱,便问他们原因──为何背不过去。他们说,认不了字。我说,没关系,把不认得的字标出来,我给你们注上音。才一段三百来字的文章,竟然让我写了差不多一黑板的拼音。然后,我说可以了吧?学生还是摇头。不会拼音?学生点头。我当时无语。戏说,你们只有再去读一年级,把拼音给学好了,再来背课文。话虽这么说,但不可能真这么做。只有辛苦自己,硬是将他们不会的字一个个地教会了。对待他们,我感觉一个老师不够,太吃力。后来,我就事先让拼音好的同学帮助他们扫除“拦路虎”。没了原因,学生只得背。虽然也免不了被留学的苦运,但终究还是多少读了或是背了些文字。

 

  不想背书,这是相当一部分学生的通病。他们会找出各种不同的理由来搪塞他们认为最头痛的事。说什么实在背不了,我记忆力太差了;我以前是从来都不背书的,老师都懒得留我……找遍了理由,就是为了不背书。然而,在我的手里读书,就没有不背书的学生。根据学生的差异,我为每个学生制定了相对适宜的背书计划。把学生分成几类:背书能力强;中等;一般;差;极差。强的,要求全背,采用奖励机制,刺激学生,形成你追我赶的背书氛围。中等的,按课后要求办,力求追赶背书能力强的,培植后续力量。一般水平的,根据课文要求,适当的降低标准──分两次背,或者三次,或是少背一个段落的方法,让学生保持背书的习惯。差的呢,降低任务的难度系数,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提醒一次、两次,或是三次;要不就减轻背书的量──三分之—,二分之一,或是五分之三。目的只有一个,逐渐培养这类学生的背书兴趣。对待极差的学生,我也是不会同情和放弃的,背不了,总读得了吧?到组长手里去,把要求背的部分,通顺地用“读”的方式“背过去”。这样做的理由,只是想让学生明白,在学校里,是学生,就一定要做读书的事──读书、背书、写作业,是学生的义务和天职。久而久之,学生对背书没有了怨言,仿佛还找到了乐子。

 

  在这七年里,几乎每一届学生都佩服我一件事──能讲!

 

  每天放学的时候,我都会按时到达教室,组织放学。在乡下,能像我这样做的人真不多!起初,学生很反感我这样做。尤其是,别人都放学了,自己的妹妹或是弟弟或是同伴都站在教室门外翘首等待,那种急迫的滋味可以想像,我也表示理解,可我不会因此而迁就学生。我要讲的,一定要讲完,谁不想听,大家放学了,他就再多听十分钟,我给他一个人讲。学生很怕这一点,五分钟都难耐,何况十分钟?所以,学生通常是不想听,也得乖乖地坐在座位上听。学生都说我啰嗦,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记得有个学生在作文里这样形容我──“每到放学,我的班主任总会说个不停。开始,我觉得很烦躁;到后来,我就不烦躁了──因为老师啰嗦得我连烦躁的心都没有了。”如今,我也回想不起当时自己究竟说的是些什么,干嘛会有那么多好说的,少则几分钟,多则二十分钟。如果当天有“大事”,说不定会讲上半个小时还不止。那时候,我形成了个习惯。每天放学,都要叮嘱学生路上注意安全;作业记得完成好;学生之间闹矛盾了,讲些集体要团结、同学要友爱之类的言语;我们要学会体恤父母、节约用钱、努力学习的话。

 

  “能讲”,更体现在让那些常违纪的学生身上。他们说,怕我。

 

  每天,纪律委员都会对班上学生的违纪情况进行登记。放学的时候,我是一定会把这些人留下的。我不会骂,更不会动手,也不罚,就跟他讲。开始,一讲到学生的不是之处,学生往往就会做出后悔、悔过的姿态,而且会表示承诺──以后我不再怎么样怎么样了……这是我希望看到学生的表现,但我并不轻易相信这些言语。不过,我一定会给他记着这些豪言壮语,记在班主任手册上,然后让学生签上名。日后他再犯,我就把他的签名拿给他看,并给他记上次数。这样做,当然还不行,学生不懂道理啊,也不知道教训。所以,还得和他讲。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开导他应该怎样做。孝行、体恤、辛苦、恩情、回报、优点、信心、转变角色、情境假设,这些东西都是我和学生交谈的主题。而且,它们或多或少,对教化学生有些用处,对有些学生甚至是很有用处。我始终相信学生是善良的,也是通情达理的。我认为,只要抓住了学生的软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教”就不再只是“说教”,而是一种“点醒”,是一种“启迪”,是一种“新生”。就是用这些,很多学生被我弄得“泪眼婆娑”,效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后来学生毕业了,到学校来看我,不止一人说过同样的话:匡老师,你晓得我最怕你什么么?──找我谈话!只要你一开口,我就脑壳皮发麻。晕死!所以,我宁可不违纪,也不想被你留学谈话。

 

  十余年过去了,偶尔想起这些,我有时都会哑然失笑。而且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是这样吗?

 

  作者简介:

 

匡知明IMG_473000

 

  匡知明 男,19787月出生,中文本科,小学语文高级教师。2012年绥宁县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