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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活动中,似是而非的目的、手段与意义总是太多。诸多的荒诞,将原本应该以滋润生命为根本目标的日常教学活动,扭曲成了分数与排名的搏击场,以至于那些顺应客观规律的教学活动,反而成了不合流俗的另类,成了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代名词。这样的惨淡现实,虽然早已引发无数个有识之士的思考与探索,但单纯应试的怪圈,却依旧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牢牢地锁定在学校日常教学活动的额头上,魔咒起处,童年失色,青春无光。

 

  真正意义上的教学活动,当然不应该这样。真正的教学,只着眼于学生的成长需要,着眼于学生的人格心理的幸福、完整。

 

  这便是教学活动中的常识,这样的常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时代,甚至更为久远的年代里,便已初现雏形。而在此后两千余年风云变幻中,虽未能发扬光大,却也并未全然消失。

 

  起点的美好与多元

 

  《论语》中,最令人神往的教学活动,当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和学生的对话。

 

  孔子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呢?

 

  显性的目标,当然是言志。孔子毕生追求仁与礼,自然也希望他的学生,将这二者也视作自身的终身价值诉求。所以,孔子在确立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时,直接预设了课时教学的核心内容。

 

  隐性的目标,可能还包含了修身与养性。孔子组织学生讨论未来,却并非仅只像当下的考试一样,只关注答案本身,而是将答案以及形成答案的过程中答题者的表现联系起来。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会在学生们给出不同的答案后,用不同的神态、动作与语言,给学生们的答案,出自己的分数。

 

  从课堂教学活动的手段着眼,孔子显然既注重了教学民主意识的运用,又注重了启发以及有效的对话。这样的教学,剥离了强烈的功利色彩,不为考试而教,不为功名富贵而教,关注的是学生们的内心价值诉求,是学生的个性化的人生目标。

 

  从教学活动的意义看,孔子的教学,已然进入关注生命成长需要的境界。孔子的教学活动,关注的只是教学活动本身,是教学活动过程中学生们的思考与呈现。

 

  当然,孔子的这节课,并不能够代表传统教学活动的全部目的、手段与意义。还是这篇文章中,曾晳为我们描绘了另一种形式的课堂教学活动形式: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段文字中的图景,更近似于当下的学校教学模式,故而,在当下教育语境中,也就不知滋润过多少教育工作者的灵魂。此种走出教室、走进自然的活动型课堂教学形式,无论目标如何界定、手段如何运用,其最终的教育意义,都绝不会指向分数与排名。

 

  岁月的传承与变奏

 

  韩愈在《师说》中,从反面为我们展示了另一时代背景下的教学活动图景:

 

  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韩愈的时代,“读书无用论”似乎是一种“主旋律”。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教学活动却正因为大量学生的厌学而愈发拥有独特的意义。在韩愈看来,一切学习活动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生命的丰盈与滋润,而非享受荣华富贵。所以,因为坐拥了功名俸禄便鄙薄学习的人,只能是鼠目寸光之辈。像李那样“六艺经传,皆通习之”的少年,才是真正的学习者。李的学习,出自个体的情感诉求,出自自身的成长需要。这份纯净的学习目的之所以被韩愈格外赏识,实在是因为韩愈太渴望通过切实的教学活动,为扭曲的灵魂,重构健全人生的真实意义。

 

  从孔子和韩愈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教学活动中,祖先们虽然也会将目光投向学习内容之外的物质世界,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宗旨始终未曾丢失。祖先们正是恪守了这样的学习目标,才守护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传承下灿烂的文明。

 

  现代教育的重构与背离

 

  现代中国教育史上,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育教学永远是一个无法复制的成功学经典。与之相媲美的,或许只有其近三十年的西南联大。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彼时彼地培养出的,是一批杰出的思想者;西南联大培养出的,则更多属于杰出的学者。从这一点而言,两者并不具备太多的可比性。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那么多的杰出思想者,除却学校本身丰厚的文化积淀之外,更多得益于孔昭绶校长的治校方略。这位孔校长,在第二次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后,坚持“崇尚民主”的办学方向,采用顺应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办学方法,全力推进教学改革。他提倡自治、自动,改组学友会,开办工人学,创设学生志愿军,举行运动会,成立劳动会,加强职业培训,实行修业旅行,努力改善教学环境,宽松学术氛围,培养合格人才,将毛泽东等一大批青年才俊从繁琐的功课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得以抬起头来凝视外面的世界。

 

  孔校长的这一系列改革,如果用当下的素质教育的全套理论来衡量,或许并无标新立异之处。所有的手段,归结起来,不过是减负、民主、自治、实践。然而,正是这样几个关键词,恰恰诠释了现代教学活动的本质,赋予了现代教学活动以崭新的目的、手段与意义。这崭新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成为独立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这崭新的手段,就是拆除藩篱,让学生自治、自动;这崭新的意义,就是让学习者不但成为知识的拥有者,更成为社会变革的实践者、推动者。

 

  这样的目的、手段与意义,绝不高深莫测。使人成为人,无论何时,都只是一种常识。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后,春晖中学、南开中学、庄试验乡村师范、西南联大等学校,也都遵循了这样的常识,培养出了一大批拥有健全人格心理的社会建设者。

 

  然而,这样的常识,却更多遭受各种异化。百余年来,新学取代了旧学,学校取代了私塾,现代化的课程取代了传统的四书五经,一切外在的存在,都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巨变,却只有教学活动的目的、手段与意义,常常会偏离时代大潮的主流,滑向扼杀个性、培养奴性、养成惰性的邪路。这样的例子太多,丰子恺先生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散文《送考》,就是一个缩影。《送考》中,那些背了一肚皮的“穿山甲喜欢吃蚂蚁”之类应考知识的孩子,赶考途中,一不欣赏沿岸的风景,二不关注身外的社会,只将一颗心放在《升学指导》,《初中入学试题汇解》等书中。这样的孩子,就算考出再好的成绩,又能有多少价值。遗憾的是,八十年后,《送考》揭示的教育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更严重。

 

  当下教育的救赎与回归

 

  当下教育的种种病症,已然无人不识,再花费笔墨罗列它的各种症候,并无价值。身为教育工作者,该思考的,更应该是如何诊疗与救赎。

 

  疗救的方法似乎很多,最热闹的(其实最沉静的),是改。

 

  国家课程标准的确立与完善,显然切中了问题的关键。因为,无论哪一学科的课程标准,着眼点都只在于养成能力、培养兴趣、提升品质、陶冶情操、弘扬精神。

 

  然而,贯彻落实这些目标的过程,却极为艰难。最大的难度,在于教学理念的变革。毕竟,在以应试能力的养成为最高目标诉求的教学轨道上奔跑了太久,巨大的惯性已经深入骨髓中,突然间改弦易辙,总会出现一定的排斥性。

 

  所以,有些所谓的改,干脆在不改变服务应试这一教学目的的前提下,用更具杀伤力的行动,将学生训练成彻头彻尾的应试机器。这样的课堂教学变革,只关乎升学率和乌纱帽,无关于教学,无关于教育,更无关于生命。

 

  真正意义的课改,其实并无太多的新奇。更大程度上,仅只是一种理性与人性的回归。

 

  从教学内容的目的上看,国家课程确立的各学科教学目标中,所有的关键词的最终指向,都不过一个“人”字。教学的本质,是教会学习,是让学习者成为具有主动性生命形式的“人”,而非成为任人摆布的“物”。

 

  如何才能将“人”作为“人”来组织教学呢?除却意识、思维、价值诉求等内在观念的有效转变之外,教学手段的修正,同样重要。最有效的教学手段,依旧是对话。有对话,才有思考,才有探索,才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顿,才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

 

  另一种手段,是实践。教学活动中的实践,既包含了当下多数学校中并未遭遇废弃的理化生学科的各类试验活动,又涵盖了一切贴近现实生活的社会活动形式,如走出教室、感悟自然,组织各种形式的户外学习活动,把课堂搬到社会中等等。这些原本最是寻常的教学活动,在当下的教学背景下,却近乎绝迹。回归这些实践活动,不过是回归教学的常识。

 

  至于教学活动的意义,也应该以回归“人”的主体价值为核心,而非刻意附加的某些时代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