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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即明、清时代,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也有可能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使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从而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9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进行了概括。

 

第一,中国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遭到破坏,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保持着,并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的优势。

 

第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没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第三,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先是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

 

第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使中国在经济上失去了独立自主,在政治上丧失了国家主权。

 

第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和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第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阻碍。中国的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罕见的。

 

 

 

2.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提不出科学的、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运动都失败了。这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固然是一支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是,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的。

 

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救亡图存”为号召,于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试图按照英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模式,在中国实行以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力量弱小,加之他们所依靠的光绪皇帝又无实权,维新变法运动最终被封建顽固派所扼杀。这表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20世纪中国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气象。1905 年,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1911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但是,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

 

辛亥革命之所以最终失败了,是因为领导这场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不出一个足以广泛动员工农大众参加革命运动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力量异常强大。

 

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正如林伯渠后来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所说的:“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3.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已有二百多万现代产业工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阶级基础。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很多,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很小,但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在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另外,五四时期中国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具有现代知识的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是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先锋。

 

其次,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思想准备。不突破封建意识形态的禁锢,马克思列宁主义很难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由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1919 年以前,尽管新文化运动在内容上没有超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启示了中国人民。第一次世界大战血淋淋的事实使中国人不再迷恋于资产阶级共和国。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次分赃会议。会议拒绝了中国提出的收回青岛主权的正当要求。这从反面教育中国人民,使一部分先进分子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从而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与此同时,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落后民族和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使处于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人类社会的新曙光与新希望。

 

在这里应该说明两点。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其以自身的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中国先进分子的过程。1919 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1920 9 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要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地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吸引力。二是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做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当做观察中国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于现实斗争,注意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特点和优点。

 

 

 

4.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第一,从时代特点和革命目标来看,五四运动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这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已经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其目标已经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其发展前途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二,从五四运动的阶级阵容来看,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并对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也参加了运动,但表现出了极大的妥协性而退居从属地位。五四运动表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已经开始由资产阶级转向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是中国新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区别。

 

第三,从指导思想来看,五四运动已经有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所掌握的思想武器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任务

 

无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但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许多联系,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其软弱性。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而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之外,还有许多特殊的优点,如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极易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说过:“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正因为这个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它便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人民大众是革命的动力。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和主力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既然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动力除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外,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关于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革命对象。其中,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它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因此,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

 

 

 

6.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

 

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是先进阶级,但由于人数较少,必须团结广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争取他们的拥护和支持,结成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赢得革命胜利。

 

在毛泽东看来,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不但无产阶级深受三大敌人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同样受着这种压迫和剥削,他们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积极性。中间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甚至作为革命对象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其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矛盾尖锐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7.中国共产党关于武装斗争的认识历程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认识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党的一大纲领中明确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但是,由于当时对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特点缺乏深刻认识,对武装斗争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工人运动方面。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使党的领导人认识到,单纯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敌不过反动派的子弹。

 

但是,由于从1924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了党内合作,对于在统一战线特别是党内合作的条件下还要不要单独组织革命武装认识不清。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也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全力巩固统一战线。这就使掌握和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建立自己的武装和掌握自己的军队,当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时,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经过这次失败,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才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党的八七会议制定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从此,中国共产党发动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建立了由自己领导的革命军队,走上了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经过武装斗争的实践,党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从理论上作了系统总结。193811月,针对王明等人忽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错误及其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表现,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1939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

 

 

 

8 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立的奋斗目标。但是,基于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党确定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自己的第一步纲领,用以规定当前革命的性质和通过这个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的性质。在新中国建立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当时中央认为: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这至少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然后视情况而定。

 

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建立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的国营企业和新建国营企业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实际上成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力量;工人阶级在整个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得到大大加强;调整工商业采取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措施,不仅起到利用和限制的作用,实际上也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土改后党注意发扬农民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这两种生产积极性,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倡导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实际上成为引导个体农民向社会主义集体化逐步过渡的开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因素,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另外,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对我国有重大的榜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党认为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农村和城市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于是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9.《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

 

第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而是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一是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可以更好地发展重工业,使其基础更加稳固。

 

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国工业大约有70% 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和有利于备战,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但同时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用沿海工业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

 

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国防建设必须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为了巩固国防建设,必须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第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三者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要坚持在统一领导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工资和使社员的个人收入逐年增加。

 

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第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必须加强民族团结,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各民族的团结,以便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第七,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民主党派,要让他们发表意见,对他们要又团结又斗争,要尽可能地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一定要分清敌我。过去我们镇压反革命是必要的,以后对反革命必须继续镇压。但是,在新的条件下,由于我们政策正确,大多数反革命分子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因而对他们都应该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第九,是非关系。毛泽东指出,党内外都要分清是非。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一要看,二要帮,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如何学习外国长处,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他说,对于外国的经验,既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能一概机械照搬。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外国的经验,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10.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解决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矛盾,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解决人民内部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

 

解决科学和艺术领域中的矛盾,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解决人民群众同政府机关的矛盾,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在民族问题上,要大力维护各民族的团结,“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以上这些方针和政策的着眼点在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服务。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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